简介：摘要：随着电力行业的发展，电网对电力系统的运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熔断器作为电力系统的重要附件，其安全可靠的运行，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由于电力系统各设备之间无有效联系，检修人员只能根据经验来判断故障，这就导致大量的检修工作量。由于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故障，而由于操作失误，从而造成安全事故。为了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需对变电站内所有的熔断器进行有效的管控和锁定，防止其故障时继续带电。对此提出了在电气设备内加装一种具有熔断器管控功能的锁定装置的方法，该装置能够将已安装或未安装熔断器且未正确处理时不能正常使用。该工具可以自动锁定到对应位置，并通过系统发出警报和报警。由锁定装置将熔断器解锁，实现故障退出或断电操作。目前市场上有多种保护方式，其中一种是采用电磁铁吸附方式进行断电保护或限制短路电流作用；还有的是在保护下断电；还有一种办法是将断路器进行手动操作。由于电流存在较大变化情况下影响到供电设备，因此无法做到“有效”控制熔断器的闭合动作或短路跳闸（即不能动作）故障。针对以上问题设计出一种新型的熔断器管控锁定装置，对操作人员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本装置主要由锁定系统和限位装置组成。为保证该装置具有良好的使用效果和性能特点、确保在发生短路故障时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1]。

简介：摘要：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也是全面落实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开局之年，又恰逢徐州煤炭开采迎来140周年的光辉历程。为切实发挥好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积极推进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持续提升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助力矿井高质量发展。

简介：摘要：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带动了我国各行业领域的发展和进步。目前，烟草商业企业不断发展，已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经济支撑。业财融合作为确保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协同化管理目标的主要方式，对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很多烟草商业企业都非常重视业财融合，将信息化技术和财务管理理念相结合，构建多样化的财务管理模式。

简介：

简介：

简介：摘要：本文笔者主要针对煤质化验技术在火电厂的运用及常见问题开展分析，希望通过笔者的分析可以为火电厂运用煤质化验技术提供一些参考。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整合酶(IN)区主要耐药突变对HIV-1 CRF01_AE毒株耐药的影响，并比较与B亚型毒株的差异。方法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选择7个IN区突变或联合突变(T66K、F121Y、Q148K、N155H、G118R、R263K、Q148K/N155H)，通过无缝克隆同源重组及点突变的方法引入到HIV-1 B亚型感染性克隆pNL4-3和CRF01_AE感染性克隆pGX002的IN区，转染293T细胞包装病毒，在MT2细胞上扩大培养并测定感染性滴度。检测4种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INSTIs)，拉替拉韦(RAL)、埃替拉韦(EVG)、多替拉韦(DTG)、比昔格韦(BIC)对14株突变病毒的半抑制浓度(IC50)及其与野生型病毒相比提高的倍数。结果成功构建携带7个IN区突变或联合突变的B亚型和CRF01_AE质粒，包装获得14株重组病毒，感染性滴度为104~106半数组织细胞感染剂量(TCID50)/ml，在MT2细胞高效复制，上清液中HIV-1 P24抗原浓度可达830~2 700 ng/ml。5个突变或突变组合(T66K、F121Y、Q148K、N155H、Q148K/N155H)均可导致CRF01_AE和B亚型毒株对RAL和EVG高度耐药，与野生病毒相比IC50分别提高200倍和2 000倍以上，相同突变导致RAL和EVG对CRF01_AE的IC50提高的倍数均显著低于B亚型(P<0.01)。Q148K/N155H突变导致B亚型和CRF01_AE对DTG和BIC高度耐药，IC50提高50倍以上，其他突变对DTG和BIC的药物敏感性几乎无影响。结论构建了基于CRF01_AE和B亚型的14株携带不同INSTI耐药突变的HIV-1毒株，5个突变可导致对RAL和EVG的高水平交叉耐药，同一突变导致B亚型毒株耐药程度显著高于CRF01_AE毒株。Q148K和N155H突变组合可导致DTG和BIC的高度耐药，表明DTG和BIC耐药的遗传屏障高，可有效抑制携带INSTI耐药突变的毒株，且无明显的亚型耐药差异。

简介：摘要HIV感染的窗口期是从HIV暴露到可持续量化检出病毒标志物的时期，抗体阳转的窗口期是从HIV暴露到稳定检出HIV抗体的时期。隐匿期(eclipse period)是从HIV暴露到血液中稳定检出病毒核酸的时期。理解窗口期是HIV检测咨询的基础，可以回答暴露后多长时间检测及重复检测、多长时间后检测的阴性结果可以排除HIV感染等关键问题，对于制定暴露后检测策略、选择检测方法和解释检测结果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本文介绍了窗口期的定义，强调了准确理解窗口期的要点，分析了影响窗口期的因素，特别是抗病毒药物对病毒标志物应答及检测的影响，提出了依据窗口期长短进行暴露后检测随访的方法和策略，以期为正确应用窗口期的概念指导暴露后检测暨急性期诊断提供参考。

简介：摘要目的调查乳腺癌晚期患者照护者支持需求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乳腺癌晚期患者及其照护者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5年2月—2018年10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68名乳腺癌晚期患者的照护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患者照顾者综合需求量表（CNAT-C）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168名乳腺癌晚期患者照护者的CNAT-C总分为（96.13±8.06）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育情况、家庭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乳腺癌晚期患者照护者支持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护理人员应重视乳腺癌晚期患者照护者的支持需求，根据其影响因素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乳腺癌晚期患者及其照护者的生活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预警性护理对乳腺癌患者化疗后静脉血栓发生率的预防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03例乳腺癌行常规护理患者为常规组，选取2019年1—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03例乳腺癌行预警性护理患者为预警组。比较两组患者化疗后1个月的静脉血栓发生率。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化疗前、化疗1个月后患者的腋下血液流速。结果预警组化疗后静脉血栓发生率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预警组化疗后患者的腋下最大血液流速、平均血液流速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预警性护理对降低乳腺癌患者化疗后静脉血栓发生率有积极作用，可以改善患者血凝状态。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乳房再造术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4月—2020年1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300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乳腺癌自我形象量表（BIBCQ）、接纳与行动问卷（AAQ-Ⅱ）对其进行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5份。结果将275例乳腺癌患者分为接受组和不接受组，其中接受组110例，不接受组165例。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BIBCQ评分和AAQ-Ⅱ评分是乳腺癌患者对乳房再造术接受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乳腺癌患者对乳房再造术的接受度较低，其影响因素涉及患者年龄、收入、自我形象水平以及经验性回避态度等，提供相关应对策略有助于提高其接受度。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成人门静脉海绵样变的治疗方法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4月至2021年4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并且随访资料完整并接受侵入性治疗的65例成人门静脉海绵样变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治疗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经颈静脉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TIPS）组24例，脾-肺固定组11例，脾切除断流组22例，套扎组8例，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4组患者肝性脑病发生时间和再出血时间的差异。结果4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术前血清AST、血清总胆红素、血清白蛋白及肝功能分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IPS组术后半年、1、3年肝性脑病的发生率分别为33.3%±9.6%、46.5%±10.3%、64.4%±13.1%，肝性脑病的发生时间与其他3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1.191，P=0.000）。TIPS组有3例患者在术后半年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与脾-肺固定组再出血发生时间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542，P=0.006）。结论治疗门静脉海绵样变方法较多，应根据患者的病因、临床症状及梗阻部位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简介：摘要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84例胰头癌患者资料，根据术中探查情况分为交界可切除组（n=21）及可切除组（n=63）。单因素分析显示，交界可切除组与可切除组在性别、年龄、腰背痛、糖尿病史、CA19-9、胆红素及胰管直径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交界可切除组的肿瘤最大径明显高于可切除组，且肿瘤位于钩突的发生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是胰头癌进展至交界可切除状态的独立影响因素（OR=1.129，P=0.008），ROC曲线显示肿瘤最大径的AUC为0.792，最佳临界值为24.9 mm。本研究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是预测胰头癌进展至交界可切除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当肿瘤最大径>24.9 mm时，胰头癌进展至交界可切除状态的风险显著增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肾脏囊性病变（CRM）2019版Bosniak分类中MRI标准的观察者重测信度，分析病灶病理性质、大小及阅片者经验对重测信度的影响。方法回顾性连续收集2009年1月至2019年6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行常规肾脏增强MRI并获得手术病理结果的207例CRM患者，共207个病灶。基于2019版Bosniak分类系统的MRI标准，8名不同年资的放射科医师在对患者病理信息均不知情的前提下，对所有CRM间隔1个月进行两次独立评估。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衡量8名阅片者对所有病灶以及不同病理性质（良性及恶性）、不同大小（最大径≤40 mm及>40 mm）亚组的重测信度，计算并比较4名高年资（工作经验≥10年）及4名低年资（工作经验<10年）阅片者的重测信度，ICC间比较采用Z检验。结果207个病灶包括良性病灶111个（良性囊肿83个、良性肿瘤28个）和恶性肿瘤96个。最大径≤40 mm的87个，>40 mm的120个。基于2019版Bosniak分类MRI标准，对全部病灶，8名阅片者单独两次评估的重测信度ICC为0.776~0.888，整体重测信度ICC为0.848（95%CI 0.821~0.872），高、低年资阅片者重测信度ICC分别为0.853（95%CI 0.824~0.880）、0.843（95%CI 0.811~0.87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5，P=0.374）。全部阅片者对良性病变的ICC为0.827，恶性病变为0.6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80，P=0.005）；最大径≤40 mm的病变的ICC为0.770，>40 mm的为0.8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6，P=0.018）。对不同病理性质及不同大小的CRM亚组中，高、低年资阅片者重测信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2019版Bosniak分类中MRI标准对CRM的阅片者重测信度佳，且不受阅片者工作经验影响；不同病理性质及不同大小病灶间重测信度存在差异，但均达良好以上水平。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SCN2A基因变异所致癫痫及共济失调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方法回顾性总结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2017年7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5例SCN2A基因变异所致癫痫伴或不伴发作性共济失调患儿的发作表现、影像学检查及基因检测结果等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及遗传学特点。结果5例患儿中女4例、男1例，癫痫起病年龄4日龄至8月龄，癫痫发作类型有新生儿或婴儿良性癫痫2例，癫痫性脑病3例（1例存在发育落后，1例为大田原综合征之后转化为婴儿痉挛症，1例为婴儿痉挛症之后转化为Lennox-Gastaut 综合征）；其中新生儿良性癫痫中有1例早期为新生儿惊厥，6岁6月龄时出现发作性共济失调。初诊时发作间期脑电图2例正常，1例局灶性癫痫样放电，2例大量多灶异常放电且有高度失律。头颅磁共振成像3例正常，1例表现为脑萎缩伴脑白质减少，1例结果不详。随访1年5个月至7年5个月，4例患儿癫痫均控制稳定，1例2岁时死亡。2例患儿智力及运动发育正常，2例智力中、重度落后、运动临界状态，1例智力及运动均为中、重度落后。5例患儿均有SCN2A基因变异，其中错义变异4例和移码变异1例，3例患儿变异位点未见报道，分别为c.4906A>G、c.3643G>T、c.638delT。结论SCN2A基因变异可致新生儿或婴儿良性癫痫、癫痫性脑病等临床特点。部分患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可出现发作性共济失调。SCN2A基因变异以错义变异为主。

简介：摘要报告1例卵巢非妊娠性绒癌，本例患者女性，17岁，因“停经2+个月，阴道少量出血10 d，腹痛1 d”在当地医院行腹腔镜探查、右侧卵巢切除及盆腔病灶清除术，术后诊断为右侧卵巢非妊娠性绒癌，转至本院行保留生育功能的全面分期手术，术后给予静脉化疗9个周期，随访至今无疾病进展。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mTOR/HIF-1α信号通路在布-加综合征(B-CS)肝纤维化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雄性C57小鼠20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Sham)组、假手术+雷帕霉素(Sham+Ra)组、B-CS组、B-CS+雷帕霉素(B-CS+Ra)组，每组均5只。于肝后段下腔静脉(IVC)部分结扎构建B-CS小鼠模型；Sham组未结扎IVC。Sham+Ra和B-CS+Ra组小鼠隔天腹腔注射雷帕霉素(2 mg/kg，5%DMSO溶液配制)，Sham组和B-CS组注射同等剂量5%DMSO溶液。6周后取材，部分肝脏组织用于制作石蜡切片进行苏木精-伊红、天狼星红染色观察病理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肝组织中α-SMA、Fibrinogen的表达；新鲜肝脏组织提取蛋白和RNA，分别用Western-blot检测α-SMA、Fibrinogen、p-mTOR、mTOR、HIF-1α、CollagenⅠ、VEGF蛋白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mTOR、HIF-1α、VEGF mRNA水平。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ANOVA检验。结果病理染色结果显示，B-CS组小鼠肝脏中央静脉周围及肝窦淤血严重，窦间隙增宽，胶原沉积增加，表明本研究成功建立小鼠B-CS肝纤维化模型。Sham组纤维化指标α-SMA、CollagenⅠ蛋白，mTOR通路相关指标p-mTOR、HIF-1α蛋白，微血栓指标Fibrinogen蛋白表达量分别为0.027±0.012、0.337±0.008、0.138±0.024、0.296±0.113、0.733±0.192；B-CS组分别为0.986±0.001、0.927±0.055、0.936±0.044、1.693±0.443、1.612±0.068，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CS+Ra组表达量分别为0.707±0.078、0.311±0.024、0.332±0.094、0.254±0.117、0.569±0.075，与B-CS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mTOR/HIF-1α信号通路在小鼠B-CS肝纤维化中被显著激活，该通路可通过调节微血栓形成，参与肝纤维化发展。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患者血清Lp-PLA2、PAPP-A及C肽检测对新生儿低血糖的预测价值。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GDM患者400例（GDM组），产前检查的健康孕妇400例（对照组），对比两组血清产前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PAPP-A）、C肽及新生儿血糖水平，分析GDM患者血清Lp-PLA2、PAPP-A及C肽与新生儿发生低血糖的相关性，并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OC）下面积（AUC）分析预测新生儿低血糖的价值。结果GDM组血清Lp-PLA2、PAPP-A、C肽水平高于对照组[（33.57±6.52）vs（23.45±4.38）nmol·min-1ml-1、（26.72±4.79）vs（23.57±3.08）ng/ml、（27.32±3.97）vs（25.15±0.71）ng/ml）]（P<0.05）。GDM组新生儿低血糖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16.0% vs 4.5%）（P<0.05）。新生儿低血糖者的GDM患者血清Lp-PLA2、PAPP-A、C肽水平高于新生儿正常血糖者的GDM患者[（35.82±6.42）vs（32.29±6.03）nmol·min-1ml-1、（27.72±4.21）vs（25.35±3.98）ng/ml、（32.39±4.78）vs（22.18±3.94）ng/ml）]（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GDM组高水平的血清Lp-PLA2、PAPP-A及C肽均是新生儿发生低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高水平的血清Lp-PLA2、PAPP-A及C肽是GDM组患者新生儿发生低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对其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可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西藏高海拔地区急性结石性胆囊炎（ACC）的临床特征及手术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陆军第九五四医院收治的182例行手术治疗AC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6例，女126例；年龄为（41±13）岁。182例患者中，行开腹胆囊切除术61例，设为开腹组；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121例，设为腹腔镜组。观察指标：（1）高海拔地区ACC的临床特征。（2）手术情况。（3）术后并发症情况。（4）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0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1，Q3）或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1）高海拔地区ACC的临床特征。182例患者中，症状持续时间<3 d、3 d至1个月、>1个月且≤12个月、>12个月分别为37、43、57、45例，术前有合并症77例。（2）手术情况。2例开腹组患者术中探查见胆总管结石，遂行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术；9例腹腔镜组患者中转开腹，其中粘连严重无法有效确切止血3例，Calot三角解剖变异6例，中转开腹率为7.438%（9/121）；其他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开腹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留置引流管例数，疾病病理学类型（急性单纯性胆囊炎、急性化脓性胆囊炎、急性坏疽性胆囊炎、胆囊坏疽穿孔），术后白细胞，术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09±42）min，50（45，100）mL，（16.1±1.5）h，（31.4±11.9）h，33例，25、27、6、3例，（6.8±1.9）×109/L，72.7%±7.4%，（7.3±1.7）d；腹腔镜组上述指标分别为（98±43）min，20（20，50）mL，（12.9±1.4）h，（26.7±12.1）h，51例，56、51、9、5例，（7.1±2.4）×109/L，70.5%±8.7%，（6.4±1.7）d；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6.75，t=14.41、2.46、3.45，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留置引流管例数、疾病病理学类型、术后白细胞、术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66，χ2=2.33、0.84，t=-0.71、1.66，P>0.05）。（3）术后并发症情况。61例开腹组患者中，7例发生术后并发症；121例腹腔镜组患者中，5例发生术后并发症；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46，P>0.05）。（4）随访情况。182例患者中，115例获得随访（开腹组35例，腹腔镜组80例），随访时间为12（3~24）个月。随访期间，35例开腹组患者中，腹痛黄疸1例，经检查诊断为胆总管结石，行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取石后好转；腹上区疼痛伴发热2例，予以抗感染治疗后好转。80例腹腔镜组患者中，腹上区疼痛1例，消化不良和食欲减退1例，均经对症治疗后好转。结论西藏高海拔地区ACC术前合并症比例高、多数患者病史长、胆囊穿孔化脓发生率高，LC治疗高海拔地区ACC安全有效，较开腹手术具有术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快、术后住院时间短的优势。

简介：摘要随着对肠道菌群的深入研究，其在神经系统和认知功能方面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得到了关注。寄居在肠道的菌群可通过肠道屏障与大脑之间形成双向通讯，即"微生物-肠-脑轴"。肠道菌群可通过"微生物-肠-脑轴"影响宿主的认知功能和行为。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是手术和麻醉后的常见并发症，指患者经历麻醉和手术后存在持续的记忆力减退、性格改变或认知功能发生衰退等症状，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文章对肠道菌群与POCD的相互关系、作用机制、研究手段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综述。目前研究认为，肠道菌群可能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和迷走神经途径干预POCD的发生。此外，肠道菌群组成异常还可损害肠道屏障完整性、激活免疫系统、引发全身炎症，进而损害血脑屏障，加重神经损伤，导致神经退行性变。肠道菌群有望成为POCD治疗的新靶点和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