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认为文化滞后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列宁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后,开始从俄国现代化独特的初始条件出发,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一是认为形形色色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在农村中保持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并占据着充分优势,因而作为现代化后起国的俄国必须通过实现电气化、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改造大量的传统经济,创造社会主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走上现代化道路。二是充分估计到人的素质对现代化的制约,特别是文盲众多、文化水平太低既阻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又阻碍了通过合作化改造小农经济从而引导千千万万个小农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简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革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建立了自己的法制。这是一种现代法制,与中国古代的法制在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语言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这一现代法制有其独特的作用,主要是:废除清朝的古代法制,接续了清末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民国其他时期的法制等。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就已有租界与华界之分。辛亥革命主要发生在华界,这时华界的法制与租界的法制也有了差异。主要表现在适用时间和地域、法律体系和法律内容等方面。在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法制问题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其中包括:中央法制与地方法制的关系、法制实施情况和法制精神值得弘扬等。
简介:自从代表与民主被调和、混合到一起后,对于代表究竟是使民主成为可能,还是限制、妨碍了民主,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张力和争论。如果人们搁置教条之争,转向历史,代表的民主资格马上就变得非常清晰。在民主被改造成代议政府体制以前,民主制曾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统治方式,不适用于现代国家,尽管也许并非完全不可能。本文尝试借助历史论据证明代表的“民主性”。这就把我们引向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对“民主”的各种修正和挑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关键进展:民主与代表这两个曾经对立的概念终于牵手到一起。本文试图证明,正是在这个时期,才有人认真构思现代民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展示两位大革命核心人物如何通过两项关键修正把民主与代议制挂起钩来,他们是托马斯·潘恩和马克西米伦·罗伯斯庇尔。这两位主角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制提出了大胆而颇具现代意义的重新评估,同时挑战了这一概念的“评价”和“描述”层面。在这个过程中,潘恩和罗伯斯庇尔将代表纳入对民主的构想中,同时把民主修饰为某种积极而有价值的东西。这两位两极对立的核心人物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对民主的反思和创新重构了民主与代表这两个概念、并把它们用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人们对这个配对习以为常,但它俩在18世纪几乎是水火不相容。
简介:美国西方现代艺术史教授维罗斯科讲过一句颇有见解的话:理解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观念演变比了解他们的作品甚至更为重要。这使我想起了毕加索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他说甚至今天还有人不能从立体主义绘画上面看出一点东西,我不读英文,一本英文书籍在我看来当然就是一本空白的书籍,这并不能说英语是不存在的,接着他辛辣地指出,“如果我不了解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谴责别人而不谴责自己呢?”的确,在一段时间,我们有些同志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正是抱着毕加索批评的那种态度,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谴责别人”为“形式主义”、“反理性主义”、“腐朽堕落”等,当前,随着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介绍和传入,那种简单化的态度已被大多数人所唾弃,问题是对其如何接受、理解和进行消化。掌握现代派艺术家的观念演变,包括他们对艺术的本质、艺术创作、艺术美、艺术形式的看法和观念,是理解现代艺术极其重要的一环。西方现代艺术以怪异的形象,刺激性的新颖,经常变化的表现形式为特点而呈现出多种面貌,这些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都是依据艺术家各自不同的、新的艺术观创造出来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对于非西方社会的观者来说,掌握他们的艺术观念演变的脉络,会得到一把解开现代派艺术之谜的有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