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南社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群体,向来不乏研究者的关注。不过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在传统/现代、保守/进步、文化(文学)/政治的分析框架进入对象,偏重其“民间文人雅集”的身份定位及其非政治的面向,而将南社的政治性看成是不能坚守文化与学术岗位的僭越与教训。而张春田的新著则重新把人们有意回避的“革命”拉回到讨论的视域中.恢复南社原本就有、甚至是其主要面向的“特殊的政治群体”身份,并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探索南社的文学/文化实践;同时,重新定义与填充“情”的内涵,凸显了“情”的政治性与公共性,从而打通了政治与抒情的通道。出于这一问题意识,整本书的重点明显不在对南社诗文的“细读”之上,而是集中展示其在革命/政治底色下的文学/文化实践活动,但由于紧紧抓住革命与抒情的互动,因此又处处不离“文学”
简介:发生于1924年到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革命主体从精英转向了平民,人民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出现人人竞谈“革命”、动辄“反革命”的奇观。武汉国民政府借此出台了《反革命罪条例》,将“反革命”的打击上升到法律层面。但打击范围的无限扩大,不仅买办阶层,甚至参加商会组织的商人上层群体也被列入革命对象,此举引发20年代末期的商会存废之争。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确立,这场争斗才渐告结束。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这一大破大立的革命语境下,动荡的社会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结构,“反革命罪”即是在原有法律破坏的情形下出台并实施的。随着政局的稳定,国家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模糊化的“反革命”罪名才逐渐消失。
简介:在王树声大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既品尝过胜利的快乐,又体味过受挫的苦涩。然而他在挫折面前志越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可贵品格,恰恰说明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灭亲1905年,王树声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将军的童年非常不幸,6岁时死了父亲,9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全靠老祖母抚养他长大成人。1926年,王树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投身农民革命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不久便担任了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成为麻城县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锋战士。随着各级农会组织的建立,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那些平日里称霸乡里的地主恶霸们眼见
简介:本文着手分析中国现代新诗里的身体的再现问题,具体选取了鲁迅、艾青和郭沫若等的一些诗歌或诗化作品为例,集中探讨了其中呈现的被撕裂的、变形的身体形象的再现以及身体与灵魂的关系,旨在揭示这如何折射了新诗从抒情性走向革命性的转变,如何传达了攸关语言、主体以及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革命美学。在五四时代的作品里,病弱的身体形象构成有待启蒙的国民精神的隐喻,与近代思想家、科学家提倡的"强壮的体格"的美学观形成断裂。在鲁迅的一些散文诗里,身体的形象更趋向于缺席的、不完整的、被撕裂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主体书写的肯定及对现实主义和诗歌的社会功能的拒绝。与此相反,在三四十年代的趋向革命文学和现实主义的语境下,艾青的诗歌强化了对身体的描写,重建了强壮、健康的体格美学,又最终将"小我"的身体与灵魂消解,使之归入整体性的"大我"。鲁迅与艾青同样重写了基督受难的主题,但呈现出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转变。最终,在革命诗歌中,身体的变形所喻示的主体的转化具有内在的悖论,且重写了前革命时期的一些新诗如郭沫若的诗歌里的变形主题,这种走向绝对的、集体性的自我的转化(作为不可能的诗体验)暗含了身体、灵魂和诗篇的毁灭。本文将有关的新诗文本中所表达的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归结为"重神忘形"、"重形忘神"、"弃神亦忘形"三种倾向或特征,都确认了对身体与灵魂的分裂的现代性意识;而不同的新诗材料经过重写,用来表达走向大众的选择和走向整体性的美学;这旨在重建一种丧失的整体性,但也引发了悖论性的转化。在从抒情诗走向革命诗的语境下,中国的现代诗人通过身体的再现不仅表达自己的关怀,也表达期望实现一种个人的或集体的整体性自我的愿望。他们被主体的整体性范�
简介:《人面桃花》是格非最接近传统的小说文本,作品沿用了流行于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创作模式,描述了一幅古代革命先贤追寻乌托邦生活的美好愿景,表达了作者对于乌托邦世界近乎痴迷的追求者的敬佩和同情。作品采用的叙述方式标志着作者从"先锋"到传统的回归,不管是对于由恋爱引起的革命的描写,还是对于世外桃源和大同世界的叙述,都使我们感受到了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执著追求,也使我们看到了在这看似美好的愿望的背后,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古至今难逃孤独的宿命。作者以新的眼光重新看待那一段历史,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缔造出一种文本时代与五四时代和现代的精神联系。本文试图从作品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入手,分析文本背后体现的作者的深意,感受作者表达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空虚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