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古代东西各国,官府均把针对社会的犯罪看成是个人的道德问题,一般普通民众也认为犯罪与社会没有丝毫关系,故而用威吓与报复主义结合而成的严刑峻法来惩处这种社会的公敌。惩治的结果,使已犯的人,在刑罚终结之后,不敢再作奸犯科,以免重尝牢狱的苦楚;未犯的人,不敢再有犯罪的动机和行为,以免受苛刑所加的痛苦。近代文明的发展,使有识之士认识到,罪犯之所以犯

简介：民国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集体努力进行法治文化建设,从制度到理念。法治文化首先应是制度文化,法律制度及其法律机构成为承载当时法治文化的重要外部载体。法治文化更是法治精神和理念的内涵意蕴,法理念与法精神的综合力量构成了法治文化的强大推动力。从法律体系到法治文化是法治国家的必走之路。现代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更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建设。

简介："五族共和"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正式提出,并非个别领导人的民族、宪政观念的忽然转变,而是清末以来立宪派、革命派在民族宪政观论争上几经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产物。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终因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过短而无力贯彻,倒是继之的北洋政府,在民族治理和相关宪政制度架构上基本采取了"五族共和"的宪政政策;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清帝退位,虽然以前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彰显。五族共和的宪政实践,是清末立宪以来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民族治理转型和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继续,但并未彻底解决这一宪政难题。

简介：所谓民法法典化,“即将民事一般重要问题,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及私有财产尊重等原则,于一个体例严谨之法典中规定之.”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固有民法散见于礼俗习惯及律典之中.自1840年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亘古变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固有民法也遭遇了空前的挑战与危机,转而走上了继受西方民法、实行法典化的途程: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修订法律馆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史称民律一草,该草案未及实施,清政府已为革命风潮所推翻;民国四年至民国十四年(1915~1926

简介：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该约法确立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标志着其法统的形成,可视为他领导的北洋军阀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一系列的斗争的＂阶段性成果＂。这样的斗争表面上是法统之争,但是本质上却是各种实力的综合性较量。＂袁记约法＂虽然出台,但是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从此＂革命护法＂成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斗争形式。其间种种行为昭示着：虽然清廷覆灭后＂法治＂已经逐渐成为时代潮流,但是如果没有保障法律的基础,＂法治＂不免沦为空谈;＂革命护法＂因此具备了一定合理性,但其中不免受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种因果,值得我们在百年以后再省思。

简介：清末民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家族势力的拓展以及国家政权的更替,使得民俗习惯成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国家机构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商事习惯的立法和司法价值的基本认同;民初的司法机关积极援用民俗习惯进行审判活动,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关注风俗民情,尊重本土资源的文化氛围。不过,相对于政治国家强势的权力构造及＂法律形式主义＂体制,民俗习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总体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简介：清未民初时期，上海自治机构作为社会稳定的中枢，积极组织自救，保境安民，避免上海繁荣的商业和社会生活受到破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本文从警察、准则、禁烟、革命等四个方面，探讨地方自治与上海平安城市建设的关系。

简介：2015年5月10日，“清末民初的区域司法裁判”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国际交流中心召开。此次会议由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党校、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扬州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南京审计学院等高校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和法律出版社等单位的清末民国档案、法制史领域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

简介：一、风雨飘摇的民初国会国会制度之引入中国，实在生不逢时，它前后遭遇袁世凯与段祺瑞这两个大军阀加超级政客的蹂躏，可谓是先天不足。

简介：在民初契约问题上,国家法与习惯法存在一定的背离,有时甚至处于一种冲突之中。民初的这种冲突反映出国家有着强烈的与民间习惯相互融通的愿望,这种冲突使得双方在一个共同的规范空间内展开,是良性互动的一种形式。冲突和博弈一方面改造了民间那些已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契约习惯,另一方面导致了在国家层面的契约法新规范不断被创造出来。由此,民初田宅买卖契约制度得以最终形成并比较明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简介：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频繁移植日本、德国等国的法制。评估整体法制移植的效果及其原因并非易事,近代讼费法规为考察此问题提供了良好视角。中国讼费法规与日本、德国的诉讼制度有明显渊源,但同时也有显著差异。自移植讼费法规后,中国立法者根据实际情况,尤其是当时财政困境以及立法者自身利益动机,对法规作了相当的调整。这种“选择性立法”破坏了原初法制的一些重要原则,成为维护立法者利益的工具。讼费法规的这种“中国特色”恰是当时整个中国法制移植的典型表现之一,也是法制移植未能实现预期的法律救国或建立法治秩序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介：<正>目次一、引言二、民元的"孔教入宪"事件:一些背景三、孔教为什么不能是国教:经验性的研究四、宪法能够容纳哪些价值:规范性的观点五、儒家何为:或者儒家宪政主义如何可能一、引言无论是传统史学中的以史为鉴,还是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都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兴趣背后总是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现实的动机。民初的"孔教入宪"以及孔教国教化运

简介：<正>孙慧敏博士的《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国律师(1912—1937)》[1)一书为过去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民国上海律师业的史学研究作一个丰硕的阶段性总结,亦为非欧洲中心(non-Eurocentric)和非国家中心(non-state-centric)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论述继续开拓了空间。本书不以西方法律原理去评介制度移植的得失,不以国家建构的视野来看待民国初期法律移植的过程,而是从被移植者(包括律师和使用律师服务的人)的角度去了解制度移植的经历,和当中

简介：<正>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到了晚清时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随着西风东渐,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落后之处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其批评也更加尖锐。为了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便继续维护其统治地位,清政府决定进行法律改革。清末修律虽没有能够达到其原初目的,但它在客观上引入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化提供一个制度的平台。中国传统的证据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

简介：

简介：贾宇，1963年2月生，青海省贵德县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1979年—1986年在西北政法学院学习，先后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考取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刑法学家马克吕教授，1995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起任教于西北政法学院，先睛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系副主任、主任，2003年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2006年6月起任西北政法学院院长，同年11月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后任校长。

简介：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是在教育领域内高等学校作为复议申请人(省级学位委员会作为被申请人)的第一例行政复议案件,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和较多法律争议。本文针对案件主要争点进行了逐一分析,认为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在本案中作为行政主体,其所作出的确定两高校为博士学位授权拟立项建设单位的决定是可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为存在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等合法性缺陷,西北政法大学有资格作为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我们应对本案有更深远的思考。

简介：<正>2009年上半年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被媒体公开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作为法律学人,我们理所当然应予高度关注。不仅因为该案本身反映出的一系列专业性的法律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和明晰化,更重要的是该案反映出的深层次体制与机制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需要有关部门和决策层作认真深入的思考。我们关注此案,是因为作为一所政法大学,当发生了与其利益相关的争议的时候,它选择的是通过正式法律途径,理性地去解决相关法律争议,而不是去

简介：马宁，男，1975年6月生，陕西咸阳人，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2016年入选西北政法大学“长安学者”。兼任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简介：本文从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的背景切入,通过对比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与学位授权审核行为两者之间在内容、主体、效力、程序等方面的不同,剖析此案反映出来的在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强调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和管理中实现政府与高校关系法治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