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掌握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学理层面论证其霸权合法性。冷战结束以后,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挑战,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议题、理论流派等方面与美国展开了积极的话语权竞争,成就了“欧洲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话语霸权。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与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也逐渐觉醒,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建设已初见成效,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有所提升。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话语权建设上存在诸多不足,应进一步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推动理论创新;寻找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点;拓展话语平台,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只有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竞争力。
简介:一、跨国自由经济区的出现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世界自由经济区的诞生,如果从1547年意大利热那亚湾的雷格亨(leghorh)港被正式命名为自由港时起,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自由经济区经历了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无论其功能、类型、模式及空间范围,管理方法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经济区系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权威立法而划出的一定地域及空间范围,在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内容在内的对外经贸活动中,采取有别于国内(或区内)其它地区的更为灵活的优惠的政策及独特的管理方式,以利于吸取外商投资并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生产性活动及科技活动,促进本地区及本国经济发展,有利于国际间的贸易自由化.从世界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历程看,早期出现的自由经济区主要是适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广泛发展,世界性市场已初具规模的形势,其功能仅限于自由港,即以直接促进商品的流通为目的,活跃转口贸易.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世界总计有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75个自由经济区,可见其发展速度也是缓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自由经济区深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紧密联系是世界自由经济区发展?
简介: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致力于重整核军备,大力推进美国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其奉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动力有:美国认为,俄罗斯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迅猛发展,其他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政治重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美国世界霸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把核力量作为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石,不仅大力推进战略核武器的研制与部署,还重建战术核力量,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朝鲜和伊朗在核力量建设方面也取得进展,美国对上述国家核力量发展高度疑虑;美国战略核力量因受精确打击威慑等军事学说的影响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降低,长期投入不足,核武器库老化严重;美国核力量部队因冷战后爆发核战争可能性降低,战备松懈,管理混乱。特朗普政府的重整核军备政策固然可以进一步提升美国战略核力量的优势地位,但它也会相对削弱美军常规力量优势,有可能会出现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情况。美国重整核军备必定会引发核军备竞赛,从而动摇全球战略稳定。
简介: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失利者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即“输家政治”,西方学者多将这归因于非洲自身原因特别是族群矛盾或冲突。作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1960-2012年间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现象,得出了不同结论。研究显示,非洲大选中的输家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60-1970年的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初期,1971-1991年的政治现代化倒退时期,1992-2012年“第三波”民主化时期。输家政治在三个时期的表现和深层次动因并不相同,总体上族群矛盾不能被认为是非洲输家政治的根本原因。定量研究显示,族群因素仅在第二个时期有统计重要性,但并不暗示明确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还得出一个西方研究者往往试图回避的结论,即在第一个和第三个时期,外部介入都是非洲输家政治的重要诱因,或者说西方在非洲推广的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乱”,非洲需要确保对自身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所有权。
简介: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历了一次民族主义的复兴浪潮.从加拿大魁北克省分离运动到巴勒斯坦建国运动,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的民族独立运动到北爱和平运动,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知识背景中展示了一幅多样化图景.虽然全球化时代的这些运动都可以被简约为全球背景下的某种"地方性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正是这无数个丰富多彩的地方性知识结构才构成整个全球化过程,全球化过程所遵循的逻辑也恰恰就是"地方性知识"的竞争合作.印度教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在现代性的全球环境中展现了新型的印度民族国家思路.特别是通过印度人民党在1996年、1998年和1999年的三次组阁,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逐步摆脱了政治边缘化状态,实现了主流化.由此推动的印度教改革、印穆关系的变化以及民众运动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阿约迪亚事件带来的持续至今的宗教冲突和流血事件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给印度既有的复杂宗教和种族关系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这不仅决定着印度当下的平衡和发展,而且还影响到印度未来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