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本文以“人”这一概念为出发点,对五四时期与80年代文学进行梳理,认为人类文明发展是有方向、有目的的且有必然的流向,表现为:人把自身存在的最终依据从古典时代的彼岸或他者手中交还给了人的自身,即人有了绝对自由,同时相信人自身有能力对自身的高贵负责,主要体现为自由、平等、博爱等。文学中树立“人”的过程乃是一个启蒙的过程。第一章与第二章以五四文学和80年代文学作为文本来具体分析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在这两个时期的转变。具体说来,五四文学从逆向、正向、立人来建立现代概念中 “人”的形象,这是“人”的初生;80年代文学中人道主义不完整的回归与对人存在的探索是“人”的再生。第三章从原因与性质上对两个时期“人”之生与“人”之死进行分析并作出比较,得出中国“人”之突破的发生缺乏稳固的根基,导致不论是五四时期还是80年代都未能将大写的“人”贯彻到底,得出现代性文学“立人”工作在中国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一结论。
简介:<正>只要我们对20世纪初中日两国“人的文学”有所了解,就不难发现其历史进程的相似。但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以及其他缘故,以往的结论并非都符合历史。譬如,即使是亲身参与那段历史演进的周作人也难免偏谬。他在写于1925年10月3日的《日本与中国》里说,中国新文学“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路差不多与日本一样,到了现今刚才走到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的样子,虽然我们自己以为中华民国的新文学已经是到了黄金时代了。”说路差不多一样自然没错,但说1925年的中国新文学只相当于1897年日本文学的样子,则大谬不然。事实上,截止1897年,日本“人的文学”作品,诸如《浮云》、《楚囚之诗》、《舞女》与《嫩菜集》等还相当幼稚,而1925年时的中国新文学已经进入成熟期,《呐喊》、《女神》、《沉沦》、《隔膜》、《繁星》、《红烛》、《自己的园地》、《咖啡店一夜》等均已问世。显然,到了1925年前后,在“人的文学”进程上,中国已经大致赶上日本并保持同步了。那么,周作人何以会发此偏颇之论呢?也许他是痛感于国人在对待日本文化上所表现出的自大根性吧。对自大根性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做杂文也不妨夸张,但历史评价却应该实事求是。中日近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的确很相似,但似在哪里,异在何处,原因何在,却需要深入细致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