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赵元任先生(1892—1982)江苏武进人,曾在中、美许多大学教授物理、哲学、数学、中文,又在北平原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国语言。象这样一位从事理科、文科研究博学多能的学者,对音乐来说,顶多是个业余的了,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他对音乐爱好虽然是业余的,但下了功夫。一切基础音乐知识都掌握了,还经常在钢琴上分析一切他能弹的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甚至近代作品。他的这些活动是研究、分析、学习,也是他的娱乐鉴赏。他的创作是兴之所致写出来的。他是语言学家,他的创作在词曲结合上有独特的见解与成就,值得后代人认真学习。他是踏踏实实学过传统和声的。三十年代黄自教我们和声时,他总是以赵元任的作品为
简介:音乐创作与音乐分析如同“镜子”内外的两个侧面,相互辉映出主客观的互补性认识。音乐分析的本体性技法分析及其综合意义决定了它首先要同音乐创作的实践相关联,杜绝脱离创作实践的推理式的概念堆积。对于作曲的简要的抽象化理解应当是:在一定结构逻辑设计中的“灵感”(主题)+变形能力。从作曲的写作过程来理解音乐分析就会更加直接贴近创作的实际。创作思维决定分析角度;要在听觉能力、读谱能力诸方面,具备应有的素质,才能谈到音乐分析的合理性。“通过完整的音乐作品来进行完形分析”是必要的分析理念和实施过程。如果说音乐作品的“完形分析”是要求对于作品的完整理解;那么“综合分析”则要求在学习的各个不同层次中,力求在形成音乐作品的全方位枝法因素基础上理解作品。
简介:20世纪,关于音乐作品的综合研究,或“音乐学分析”,与西方文艺研究或批评一道,也显露出从文本分析到话语分析的转向。这一转向有其西方哲学背景:文本分析(“文本-语言学取向”)源于实证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也得益于哲学上“语言的转向”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文本分析又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取向”)的挑战以及非理性主义(“作者-心理学取向”)与现代解释学(“读者-解释学取向”)的质疑;60年代后,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解构主义的崛起,话语分析取代文本分析而成为文艺研究或批评方法的主流。音乐学分析应是文本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的整合。
简介:本文是我院理论作曲系讲师刘健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所写的关于曲式的三篇论文之一。已发表的两篇(见《黄钟》1987年第3期、1989年第2期)主要研究西方现代音乐的曲式结构,而本文则主要是用新的观念对传统曲式及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作品的曲式结构进行研究,读者可将三篇文章参照阅读。作者认为,“调性”与“材料”是形成音乐作品结构力的两大要素,它们之间经历了一个由各自独立发展到相互结合再分道扬镳的过程。对传统音乐作品,我们可以从“调性结构和材料结构的同步性与异步性”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观测;当两大要素的结合开始解体,即传统的调性观念受到挑战时,则可使用“点调性、群调性观念”对曲式结构进行交通的分析;而面对更加繁复纷呈的现代音乐作品,我们则不妨摆脱“调性”和“材料”这对范畴的限制,而改用“组合逻辑与排列逻辑”,对其各种“同步”与“异步”的型态进行研究。编者认为,这种用历史的眼光将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看成一个有承继关系的运动过程,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用辩证的、系统的方法来连行分析的途径,是合乎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本刊欢迎音乐界、理论界的朋友们多写些这一类的文章,也欢迎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使我们的音乐学术研究更加富有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