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已经成为打击网络犯罪需要解决的首要阻碍。在地域管辖中,管辖权竞合现象突出,＂设备所在地＂规定收效甚微,最初受理地原则受到挑战,而且立法不协调。在指定管辖中,适用指定管辖的案件范围被架空,＂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原则容易导致指定管辖的适用过度,而且公安机关掌握主动性,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略显被动。在并案处理问题上,公安机关的主动性较之于指定管辖更强。遇到上述障碍的原因有三：其一,立法思路未予更新;其二,监督制约意识缺位;其三,实害联系遭到忽视。对此,我们应当结合产生障碍的原因,更加合理地解决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

简介：悔罪一般在量刑和行刑阶段发生作用，悔罪悔的是“已然之罪”，所以悔罪是属于罪后情节。而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定罪情节只限于罪中情节，而罪后情节出现在犯罪发生之后，本身脱离了犯罪构成要件，不可能属于定罪情节。所以原则上，罪后情节是作为量刑情节存在的，通过犯罪行为人的罪后行为影响犯罪行为危害及其程度，表现其对自身犯罪的态度，体现其主观恶性的程度，从而影响具体量刑。那么悔罪对于定罪的作用何在，从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入手，可以理解为悔罪情节在定罪阶段起到的出罪效果，此外，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因考量悔罪表现而酌定不起诉的案例等等，因此，通过对于刑法中悔罪问题在定罪阶段的作用，是影响“预防刑”的重要情节。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定罪阶段的“悔罪”的刑法意义，是刑法体系完善的必然趋势。构建科学且规范的悔罪机制，并合理地适用于司法实践，是刑罚目的的内在要求。

简介：司法实务中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权益受法律保护，应认真研究其操作性，厘清保护对象、诉讼程序启动主体及方式，解决行政、民事及刑事责任交叉与衔接问题，划分学术研究与侵犯英烈人格利益及侮辱、诽谤的界限，慎重适用调解、和解并明确损害赔偿范围与标准，适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

简介：＂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消极的责任主义）是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原理。我国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是责任主义的宪法根据;责任主义是宪法原则,刑事立法上不应存在违反责任主义的规定,刑法理论不得作出违反责任主义的解释。意志自由是责任的基础;虽然自由意志难以得到科学证明,但自由意志是值得向往和保护的;虽然只能将意志自由作为一种假定,但这种假定具有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也并不违背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规范责任论与心理责任论不是对立关系,我国刑法采取了以心理责任为前提的规范责任论;将责任与预防相等同的功能责任论不仅使责任丧失了对刑罚的限制功能,而且将个人作为社会安定化的手段,有悖人的尊严,因而与宪法规定相抵触;司法实践应当采用规范责任论。

简介：共享单车在给人们提供快捷、便利出行的同时,问题也渐渐凸显。共享单车押金收取的合理性备受争议,延迟返还等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共享单车押金作为风险防控措施有其存在的价值,设立押金专户制度使用户的财产权免受损害的同时也为押金的监管奠定了基础。随着信用体系的完备,押金的收取与返还也将进一步合理化。共享单车企业还未有成熟的管理体系,押金孳息可作为资本补充,沉淀押金的高效利用、预付性押金的设置等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作为运营资本的来源,以保障共享单车企业的长期运营。

简介：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延续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求真务实作风，同时也传递了执法检查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依法增强监督实效的新要求、新期待。

简介：电子支付市场宜同时采用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并明确监管目标为竞争、创新、经营稳健及服务使用者,而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分类监管为三个最值得坚持的原则。保留备付金专户存储要求,取消比例要求及商业银行协作监督,允许用信托、保单或担保取代专户存放。允许运用备付金进行＂投资＂,通过信托形式将收益分配给支付机构,并逐步扩大投资范围。将＂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修正为＂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业务＂,并通过个案审批方式逐步扩大业务范围,甚至允许有限制地发放贷款。

简介：争议海域的执法问题涉及我国海洋权益保障的重大利益,也牵动着该海域周边国家的敏感神经。在海上执法的过程中使用武力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论及争议海域的界定,其中讨论了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据及其限制条件,并最终总结了海上执法的手段。提出海上执法法律体系的完善能使我国的海上执法有理有据,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简介：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监察法（草案）》与其他法的协调问题。在与《宪法》的协调中,应先修改《宪法》为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供宪法依据;《监察法（草案）》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留置权、辩护权的规定应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保持协调,处理好与《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关系。

简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实践中衍生出无涉外因素的国内争议提交域外仲裁这类新型案件。从学理上，判断涉外因素的主流标准“法律关系三要素说”存在简单僵化的弊端；从立法上，法律规定演变的过程中新增了“兜底条款”，这意味着我国从规范上预设到了非典型涉外因素案件的出现。具体到涉外因素在仲裁中的认定，我国现有的仲裁法体系没有明确禁止无涉外因素的仲裁案件提交域外仲裁，然而此前的司法实践和裁判思路却倾向于否定此类仲裁的有效性。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无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态度，以2015年为重要分水岭，前后显现出较大的转变，最终在2015年底的上海黄金置地案中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涉外因素认定的禁锢，对非典型涉外因素的识别实现重大突破。从法律与经济发展互动的角度观察，“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的大经济环境需要中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开放，而其中涉外因素识别的突破对此意义重大。

简介：犯罪现场勘查是侦查活动的基础。犯罪现场勘查学是专门研究犯罪现场及勘查活动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长期以来，犯罪现场勘查在侦查学中的地位与其和侦查学的关系有关。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犯罪嫌疑人所依存的社会条件、犯罪手段、犯罪模式都已经和信息化社会融合在一起，现场勘查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内容、体系、方法、基础理论等基本问题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需要从学科发展层面加强研究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使其更加系统化、信息化、科学化、规范化。

简介：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以物抵债作为司法实践中一种灵活的执行方式,有利于提高执结率、化解民事矛盾、节约执行成本。然法院零星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意见远不足以解决以物抵债法律性质及效力、适用情形以及虚假诉讼风险等争议。应当着眼于民事执行程序中以物抵债适用存在的问题,分析以物抵债的法律定位和法理基础,完善以物抵债的适用规则,防范以物抵债引起的虚假诉讼,使以物抵债制度更好地适应民事执行的需要。

简介：“离婚证明书”虽然有利于保护当事人隐私,但是,无论从提高司法裁判权威、法院的职责权限以及国家司法权力行使秩序的角度,还是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些机关、团体无视司法裁判权威的方式与方法的角度上看,由法院向当事人开具“离婚证明书”,来证明司法裁判文书已经生效方式的科学性与恰当性,都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存在问题的.

简介：非法人组织作为民事主体需要满足以下要件：有特别法对于具体组织类型的规定;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经登记或批准;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具有主体独立性。业主委员会可以取得非法人组织资格。非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是不同的概念。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属于非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可以具有独立的财产权,但是《民法总则》并不要求非法人组织必须拥有自己的财产。应当区分非法人组织对自己财产的财产权与出资人（设立人）对非法人组织所具有的权利。取得非法人组织资格可以产生财产区隔的效果。非法人组织债务承担规则中的无限责任仅指出资人（设立人）对于非法人组织的债务最终承担无限责任。非法人组织对于其出资人（设立人）自身的债务仅承担有限责任。

简介：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属于立法技术问题。从立法技术上看,人格权独立成编面临着诸多难以突破的技术障碍。人格权独立成编势必以牺牲民法典的体系性和科学性为代价,实不足取。因此,建议放弃人格权编,维持人格权确认和人格权保护的'二分'法律格局,在侵权责任编中专设'人格侵权责任'章,加强人格权的保护。

简介：大数据时代,具体目标事物的数据信息依托网络的汇聚、搜索等功能,呈现出的整体性状态已取代传统的样本性状态。今天分散于各公共机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公民数据信息和公民自己控制的个人数据信息,如果不受限制地互联汇合,形成的具体公民整体数据信息一旦被泄露、被篡改等,会使公民权利与自由面临多种竞合侵权和潜在威胁,进而也会威胁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治理层面提出了数据信息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强调依法防范数据信息安全风险,构建网络安全机制,保障公民数据信息安全。(1)数据信息的安全以网络设施、网络系统的技术安全为基础,以网络规制为社会保障条件,只有技术安全与规制措施良好衔接,才具有数据信息安全的基本条件。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中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证明方式等问题,在理论、制度和实践上都有太多争议,以致出现要么无罪要么死刑的极端差异裁判结果。借助法律经济学一以贯之的成本效益分析工具,通过权衡证明成本、预期错案损失、未来类似案件的社会总成本和法院裁判成本等因素,应要求被告人首先建立以合理怀疑为标准的争点,再由控方排除合理怀疑地予以证伪。辩方形成正当防卫争点时无需完整的印证链条,法官可通过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如此方能在合理的证明成本和裁判成本范围内尽可能发现真相,且即便出现错案也能确保损失最小,并引导人们在未来选择成本最低的行为方案。

简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已存在三十余年，积累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必定能够帮助我们在民法典制定中设计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通过考察选定的司法判例样本，我们能够发现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司法适用中赔偿标准不一，具体而言有受害人过错因素评价标准不一、侵权行为后果因素评价标准不一、对其他因素评价较少等情形。为使该制度更好适应我国实际情况，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根据不同案件类型确定不同的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法官判案思想，保证赔偿标准和引用法律依据的统一性。实践是理论的试金石，对司法审判实践的深刻研究，客观认识实践中的问题，科学分析解决之道，为接下来民法分则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简介：国际投资与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第三方资助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所谓第三方资助,简单地讲就是非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一般是申请人提供资金资助,使其能够启动并顺利完成仲裁程序,并从胜诉裁决中获取收益的一种投资模式。虽然提供资助的第三方并非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但是由于它对申请人提供了资金支持,资本的逐利性将不可避免地驱使其对仲裁程序进行干预,从而对仲裁程序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因此,很多国家在认可第三方资助合法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一定的规制。本文在分析第三方资助对仲裁程序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比较了有关国家的立法与实践,提出中国大陆为了构建世界仲裁中心,在立法尚不成熟之前,可以通过仲裁机构制定指引,为当事人利用第三方资助提供指南,从而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待时机成熟时,可以通过立法对诸如资助方资本充足率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促进第三方资助市场的良性发展。

简介：3D打印技术不仅将制造的工具带入千家万户,也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挑战。是谋求变革以迅速应对,抑或是审慎观望、通过现有法律进行微调,需要结合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未来发展变化考量。在＂开放式创新＂的大趋势下,笔者认为立法者应当以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为核心,来思考解决3D打印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未来的解决之道应当是依托现有法律制度,确保个人非商业性利用3D打印技术的自由,鼓励权利人推进商业模式升级,综合利用更为灵活的授权许可方式,降低侵权风险,避免立法者的过早介入,为3D打印技术的未来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