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可转换债券的几个法律问题●刘卫东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一个品种，可转换债券（以下简称转券）从八十年代起在国际资本市场异军突起，备受瞩目。１９９４年欧洲可转换美元债券的发行总值达１８６亿美元。日本可转券品种的数量仅次于国债，成为股市规模扩容的一种主要途径。...

简介：外国债券促进外国发行人市场准入和境内资金流出的基本功能，决定了其具有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开放、提高国内资金利用效率和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等意义，是实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措施。，但目前我国外国债券的发展仍面临着许多制度障碍，导致其发展速度缓慢，市场规模微乎其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外国债券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当逐渐消除外国债券发展的制度障碍，实现外国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

简介：<正>1987年3月27日施行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是我国现行的关于企业债券管理的法规,它实施6年来,对于保障证券发行者、购买者及代理销售者的合法权益,规范企业债券筹资行为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向成熟化发展,《暂行条例》的有些法律规定已不能适应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明显表现出自身的缺陷,很难全面规范企业的债券筹资活动,影响了企业搞活与转换经营机制。应对《暂行条例》的某些条款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本文就此谈点粗浅意见。一、在立法中适当放宽企业债券筹资主体的范围

简介：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条新路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市场存在着监管制度位阶过低、市场准入标准过高、投资者利益保护力度不足及应对市场风险措施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应从市场准入、市场运行和市场退出三个层面,分别构建中小企业私募法律监管制度。

简介：鉴于收益在可税性理论中的重要价值,本文以几种重要的收益分类为线索,分析在税收立法上对各类收益作出选择、取舍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出和探讨影响收益可税性的主要因素及其关联性,揭示其与国家征税的价值取向、税法宗旨、原则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从而展示收益的可税性研究对于解决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意义。

简介：“一个行为无效而却具备他行为要件的，并且他行为又合乎当事人意思的，则视他行为有效”、①此为罗马法之规则，而为现代民法所继承。但我国民法未采纳此规则，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过分强调社会经济秩序对民事行为的要求，过分强调国家对民事行为的干预，而忽视社会经济效率的要求，忽视对民事行为当事人意志自由的保护。主要表现在，我国民法对民事行为有效的条件要求过于严格，而对无效的范围则规定得过于宽泛。此立法宗旨必然导致司法实践对民事行为效力的职能干预和过于严格化的有效性审查，从而使无效民事行为大量产生。因此，在民事行为存在无效原因的情况下，法律自然木可能允许法官通过对当事人意思表示解释的方式而使其生效。随着改革的

简介：体育教学必须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等方面实现角色的转变,从管理者转变为组织者,从传授者转变为学习参与者,从控制者转变为合作者,从主导者转变为指导者.要达到这些转变,要求教师要紧随时代发展,不断自我学习,具备更强的组织、观察能力及更深的专业知识、技巧.

简介：乱纷纷的杂物从各种体面的现代化小区高层落下，砸坏了过路行人，也砸晕了法律人。关于高空抛物的法律责任，不同观点的法学专家、法律人、业主、物业公司，乃至政府职能部门，争论不休，至今连个取信于多数人的主流观点都没有。但实践不能等待，法律必须给予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哪怕只是权宜之策。

简介：语感是对语言的某种感觉，是一种民族语方思维的优化机制，它与思维密不可分。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尤其是语言结构。本文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结构差异的对比，阐述了语感在翻译时结构转换中所的重要作用。

简介：在公开发行企业债券中,有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等事项是是否获得批准发行的重要条件和需要披露的信息,但因企业自身利益考量、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一致与模糊等,影响了企业恰当执行和适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等事项的披露规定,也无法完好保护投资者利益。基于此,文章立足于2011年部分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申请文件中对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表述,以及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现有规定,探讨企业如何恰当执行和适用重大违法违规情况披露规定,以及对该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建议。

简介：生态税的可税性分析包括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和法学上的可税性。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分析为生态税解决合理性的问题,而法学上的可税性为生态税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因此,生态税的可税性分析其实质就是对生态税的经济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分析,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的分析。

简介：<正>一些同志认为:社会危害行为只有在缺少刑法分则规定的客观方面犯罪方式要件的条件下,才能适用类推.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刑法学》也采用了这种观点,其中写道:“能够适用类推的仅仅是犯罪客观方面的某种不一致,具体说也就是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上的不一致,”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类推的犯罪与刑法分则的规定保持最相类似.我认为,刑法无明文规定的社会危害行为不仅在缺少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情况下,而且在缺少客体要件的情况下也可以适用类推.理由如下:

简介：中国证据排除规则宜称为“可补救的排除规则”,补救与排除的对象包括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证据的补救方式包括补正、证据重作（重新取证）、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都具有补救可能性,但两者在补救与排除的顺序、补救的侧重点以及难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非法证据,应当贯彻先排除后补救的原则;对于有补救条件的,应当通过证据重作的方式补救其内容.对于瑕疵证据,则应当贯彻先补救后排除的原则,主要是采用补正、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方式,使其具有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对于不能补救的,也应当予以排除.

简介：＂民权＂与＂人权＂这两个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概念均源出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民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的范畴，关涉的是国家（古希腊城邦）权力的合法来源，以及国家权力运作的最高合法依据；人权则是一个＂个体＂概念，意味着个体作为社会的一个单元在国家、社会中具有的价值和尊严，是确定国家权力限度的界标。从民权到人权，人权高于民权，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生成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由于中国近世以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富国强民＂，致使其在接受西方宪政文化时首先认同的是民权，而不是人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观念则为移进西方民权思想与议会制度从＂文化＂意义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民权这一具有独立价值的概念始终被融化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洪流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由＂合群＂而复兴而强盛的＂工具理性＂。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五四人＂不再仅仅希望通过张扬民权以创建一个团结合群的民族国家，而更是呼唤一个能够给予个体全面自由发展天地的新型社会的到来，从民权向人权转换的时代于是得以开启。但＂五四人＂自觉不自觉地又把人权当作是救国的新工具，把民族主义因素灌注于人权之中，从而使得由民权向人权的转换成了未完成的交响曲。

简介：日本刑法中的可罚的违法性论，旨在将尚未达到可罚的违法程度的微罪行为排除在刑法不法之外。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形成了以佐伯千仞博士为代表的违法性阻却型和以藤木英雄博士为代表的构成要件符合性阻却型两大谱系。绝对轻微型、相对轻微型和违法相对型事案是这一理论适用的主要范围。尽管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体现了犯罪成立的罪量要求，与我国刑法中的罪量规定可谓异曲同工，但立法模式、犯罪论体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表明借鉴的意义可能是有限的；不过，该理论的发展历程也给予我们诸多价值观念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简介：试图借鉴可罚的违法理论来解读“但书”，不仅不会光大“但书”出罪功能，而是限制了“但书”出罪功能：试图运用可罚的违法理论为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的区分提供标准的进路，对我国刑法理论而言也不是前沿性的创举，因为应受惩罚性历来在我国犯罪概念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鉴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对犯罪的“量”的要求，我们也不需要援引可罚的违法理论就可以实现轻微违法行为的非犯罪化，援引条文出罪显然要比引进“理论”出罪更具权威性。

简介：2014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9条中首次规定债券投资者的买者自负原则。买者自负原则作为界定债券交易过程中责任归属的判断标准，性质上属于过错责任，适用时应当以债券交易人不存在卖者责任为前提。义务的违反是责任的前提，正确理解债券交易中卖者的义务，是贯彻债券投资者买者自负原则的前提。基于公司债券兼具证券属性与合同属性的特点，需结合债券交易中的卖者责任理解投资者的买者自负。公司债券的证券属性中，卖者责任体现为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包括信息披露制度中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与投资劝诱阶段的说明义务；在合同属性中，卖者责任体现为合理范围内基于默示诚信义务对债券契约作出的解释。

简介：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进程在法律领域的展开表现为建立新型的宪政，而建立宪政的理论前提就是重构法的理念。实现法的根本理念的转换应当从对过去一个时期奉行的阶级专政的法律理念的反思和批判开始。应当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定位人的法律角色、法的逻辑构造方式、法的正义观念等。

简介：立法因素对金融法实效的影响在对司法现实中金融法实效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立法者通过控制法的排他性、对称性和严整性决定了金融法的可实施性。研究表明，立法因素的改善是提高金融法实效的必要途径。

简介：药物创新与药物可及性问题是全世界知识产权和制药领域最热门的话题，它关涉到药物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卫生健康平衡发展的走向。本文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参与研发、药品企业协作、降低药品流通环节成本以及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等方面，多角度分析了影响药物可及性的因素，旨在为降低药品价格特别是基本药品价格。从而惠及更多的普通患者提供一个全新的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