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海洋战略是指指导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总体方略。中国的海洋战略不仅包含强调制海权的海权战略,而且包含强调发展海洋经济的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中国海洋战略主要有三大战略目标: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国海洋战略的三大战略诉求是:完成国家统一和解决岛礁争端、开发海洋资源、掌控海上战略通道;实现中国海洋战略的综合举措主要包括:优先发展海洋科技、坚持陆海统筹和布局全球海洋战略。其中,布局全球海洋战略主要体现为'近海维权、深海开发、远洋护卫',和'利益分布全球化,力量布局地区化'。

简介：治理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境、不同层次的实践中具有不同的解释。尽管中西方对治理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事实上,各种治理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治理意味着政府功能和角色的重新界定,意味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调和良性互动。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良性互动的结果。

简介：韦伯关于权力的定义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不能也不会终结权力问题的讨论。韦伯的定义对于人们认识法律权力现象有很大的影响。就法律权力而言,无论是霍菲尔德还是哈特都提出了重要的认识,而他们的认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简介：“身份”在刑法中的体现，实体层面是公平、正义这一法的价值目标的重要载体；实际操作层面影响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因而古今中外，“身份”问题的探讨一直未曾休止，不断出现阶段性研究成果。作为刑法学领域不容忽视的热点、难点问题，学界对此著书颇多，研究较为深入。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法，分析、厘清刑法中的“身份”概念，以期对刑法具体操作有所助益。

简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与推理。关于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在对哲学与认知科学的种种理论如经典理论、原型理论、范例理论、理论之理论与原子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予以分析的基础上,来寻求最佳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夯实基础。

简介：党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是新形势下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党史文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兴课题。关于党史文化概念问题，迄今在内涵与外延、广义与狭义的理解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并制约了党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研究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科学把握党史文化与党的文化、党内文化以及党的历史的关系，对于准确理解党史文化概念十分必要。

简介：本文从欧盟GoogleSpain案件入手，引入“被遗忘权”的概念，从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以及权利行使条件等方面，并将之与信息自决权和隐私权作对比，并结合我国现有有关被遗忘权的法律法规，探究被遗忘权的概念。

简介：随着视频监控系统、拍照手机、行车记录仪、执法记录仪等录影设备应用的普及,特别是移动网络、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视频技术已经成为新的社会治理手段和管控模式。视频监控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治安防控、侦查、消防、交通、警卫、内保、指挥、督察等公安机关各个专业警种的警务工作中,视频警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警务模式。视频警务是视频技术在警务中的应用以及相应的警务模式。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方面,我们都应该建立视频警务概念,并探究其内涵和外延,为更新警务思想和改革警务模式注入新的理念,并为视频警务相关的课程和专业建设打下理论基础。

简介：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哲学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探索自由的历史。正因为自由被古今中外千万人述说,自由反而成为最难以说清的概念。无论是从思想观念入手还是从语词入手,或者从知识考古学角度入手,都不能忽视自由概念史演变的哲学反思并对其中的误解予以阐释和澄清。从自由的本质、自由的基础、自由的阻碍力量和自由的实现途径上看,我们可以将中西方的自由思想区分为生存自由、意识自由、意志自由和实践自由。从思想发展角度来说,这四类自由之间具有历史承接关系。从自由的方法论及自由的目的上看,中西方自由呈现出心性与理性、修身治国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不同特征。

简介：资金查控是侦查机关依照现行法律,依托现有金融机构,通过对涉案主体的资金监控与分析,为发现、侦查、预防和控制各类犯罪案件、追缴赃款等提供支撑、帮助的一种专门侦查手段。作为第五大技术,其在主体、内容、协作部门、方法、作用和手段上都有着特定的内涵理解,其在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发挥着整体防控与个案查处之功能,发挥着情报、证据和控制的作用。

简介：反腐倡廉制度公信力与反腐倡廉制度、反腐倡廉公信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从反腐倡廉、反腐倡廉制度、反腐倡廉公信力这几个方面来探析反腐倡廉制度公信力的概念。文章认为,反腐倡廉制度公信力是指在现有的反腐倡廉体系中,政府的职能部门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事,预防和打击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保证国家的公共权力用之于民,并将这一行为制定成规章制度,使之成为公职人员普遍遵守的共同法则,并以此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以使得这一制度获取公众信任的能力。

简介：期待权相对于传统民事权利类型，从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处于取得物权途中的新型权利。它活生生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当权利的取得在时间或效力上具有了不同的程度，就可能产生期待权。为了保障期待利益不受减损并顺利转化成完整权利，法律赋予期待权保障和防御的效力，可对抗相对人、任意第三人的妨害行为。期待权因受到法律的完备保护而具有预先效力，获得权利取得的确定性和独立的可让与性。

简介：辩诉交易产生于美国，在众多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当中得到确立。辩诉交易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关于司法公正的责难和质疑。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了公诉和解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授权开展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些制度是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无争议。辩诉交易作为司法契约、司法方式和司法妥协，亟需在理论上对辩诉交易的概念、称谓和制度内涵作出深入探讨。

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以中共历史概念为主体对象的中共概念史研究，是中共历史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或类型。由于中共历史学作为整体性的学科，面对的是不同的实践史事研究对象，这就导致了在方法（技艺）上，既存在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具体性的研究方法。中共概念史研究具有自身的具体研究方法，亦即研究技艺——技术性方法。讨论中共概念史的研究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更涉及对这种方法论认知的理论问题。因此，对中共概念史的研究技艺进行分析，不能不建立在相关的理论认知基础上。要避免研究技艺的误用，不能不首先对研究对象的性质作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讲，理论认知决定研究技艺的运用。

简介：概念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后，在理论探索与研究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不同研究路径，但也存在着对中共概念史理论认知不到位、研究方法不规范、研究对象分散等问题。因此，梳理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历史脉络，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合理化建议，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的学术进步。

简介：近年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相关研究日趋升温，但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却缺乏一致的科学界定。学者们在使用它时各被各话，甚至自相矛盾，从而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纰漏和缺隐。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已势在必行。按照概念、理论推演的逻辑和现实中人们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多维实际理解与运用，可以将“意识形态话语权”较为合理地剖析界定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枳利”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两大层面及四个维度。

简介：“信息”虽区别于信息载体，但其本质无法通过进一步抽象得以明晰，具体到法学上，也只能用众多描述性句子来表示其意义。“信息”的法理含义可以被描述为：为法律主体所创设、支配和感知，能满足法律主体生产和生活需要，分散或者集中存在于人脑、文本、图像、声音、计算机程序等载体之中，能反映法律主体对自身及自身之外的认识。

简介：电子治理是基于电子政府、电子社会发展的一种治理形态或治理阶段．是传统治理的阶段性跃升状态。中国的电子治理既有着国际趋同的共性与共识，又有着自身鲜明的治理特征，这在核心理念和价值定位上表现为电子治理与国家治理、公共管理改革、电子政务，以及民主等重要概念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中国电子治理的实践领域主要集中于“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政务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网络监督与反腐败等方面。在未来，电子治理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电子治理的体系建设、多元主体下电子治理的责任机制问题、网络与信息安全、在电子治理中引导社会合理预期，以及电子治理的全球化等重要问题。

简介：亲手犯概念的产生是为了裨补共同犯罪体系产生的缺陷。共同犯罪体系将正犯既遂的结果归属于没有实施构成要件的人，用以填补处罚漏洞。但是，共同犯罪理论体系是建立于规范基础之上的，难免与存在论相抵牾，尤其在有些“一身专属”的犯罪上更为明显，这些犯罪就被冠以“亲手犯”，切断对正犯的归责。但是从规范的角度考察，无论用何种手段，只要达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都可以在规范上被归责，因此没有“亲手犯”概念存在的必要。有些犯罪不能表现为间接正犯的形式，要么就是没有发生法益侵害，要么在现实中难以操作，但这不代表在法律上不能评价为间接正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