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简介:在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上,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各有分工,形成不同的意思自治模式。在通常情况下,意思能力为行为能力提供基础,并被行为能力替代,需借助行为能力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此即“借壳型”意思自治。在特殊情形下,意思能力会与行为能力发生偏离,完全行为能力人会缺失意思能力,对此应根据意思能力的缺失状态认定法律行为无效,此即“绕道型”意思自治。在特定情形下,行为能力欠缺人也会有意思能力,为了促进其心智健全和融入社会,应根据意思能力推定法律行为有效,此即“促进型”意思自治。这三种模式分别涉及不同的规范,它们共同构成从自然人适格角度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规范体系。
简介:国外学者的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而社会资本对于身心健康虽然更多地具有积极影响,但也存在消极影响和无显著影响。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都可能对于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但是不同形式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对于身心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在体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的指标中,职业地位、社会信任对于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团参与对于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关系网络对于身心健康不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本文简要讨论了研究发现产生的原因以及与已有研究的异同。
简介:学界普遍默认朝鲜对外政策难以预测,因此大量研究始终停留在“事后”诠释的水平,缺乏预判性、前瞻性研究。作者挑战了这一成见,建立了关于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行为的短期预测模型。通过以2006~2018年朝鲜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为数据集,以每月的数据作为一个数据样本构建最优特征集,应用朴素贝叶斯方法,建立了朝鲜核行为的预测模型。经过测试,模型对朝鲜历史行为的“预测”整体准确率超过80%。预测效果良好,且模型具有稳健性。根据统计结果建立的预测朝鲜核行为的预警指标体系,可以从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时段实时监测朝鲜核动向。为解决报道搜集相对滞后的问题,运用SARIMA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模拟补全出未来六个月的特征集数值,估算数据在统计上具备可信性,预测准确率高。研究发现,朝鲜核行为远非外界印象中那样无章可循,事实上,朝鲜在相当长时间段内的核行为呈现出高度稳定的模式化倾向。即使像朝鲜这样信息极度封闭的国家,采用适当方法仍然可以对其行为做出较准确的预测。这种建模方法能够为发展关于国家行为预测的一般方法提供启发。
简介:侵犯网络账号的行为定性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反复。网络账号的定性固然重要,但不能让网络账号的法律属性承担过多的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仍然应当结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刑法应从属于民法,虚拟财产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而被认定为无体物,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虚拟财产具有数据属性、物品类财产属性、网络账号类财产属性、信息属性,且彼此存在竞合。针对司法实践中“出信”“洗信”行为应当具体分析而不能作“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