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世界体系理论对考察和评判后起发展进程中的外部结构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整体视角和诸多理论性启发,但并不能圆满处理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即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问题。证之以战后台湾发展的历史经验,其未赋予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核心国家政权以应有理论地位的缺陷更形突出。参照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提示并针对其不足,本文强调战后台湾发展的外部条件中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国家政权的地缘政治行为,而不是核心资本积累的经济逻辑;进而提出扩展'三边联盟'的主张,即在发展研究中必须全面考察核心的国家政权和跨国资本、边缘的政权力量和当地资本这四个依附关系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和行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揭示台湾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和历史特殊性。
简介:冷战在欧洲开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倾向是支持亲美的国民党政权,希望后者能在中国内战中获胜。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但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失败令美国政府不得不从1949年初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其着重点在于尽力离间中苏.阻止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在这一努力失败后,美国立即调整其亚太战略布局,一方面遏制中苏、限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一方面扶植日本、保护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在远东建立新的同盟关系。在远东地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互动中,中苏结盟这一问题不仅左右了中美关系的走向,也成为美国开始其亚洲冷战战略时的基本战略考量。
简介:明清时期商业总体趋于发达,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国家参与商业的程度也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体系控制范围,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有若干相似处,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同一社会演变轨道。
简介: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满洲由部落向国家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战争征服与被环境征服的角色转换,呈现出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民族与文化相互渗透的复杂与多面性。奠都盛京意味着满洲统治者经受了对征服地区在政治治理与文化环境适应上的巨大考验。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自身由渔猎而农耕的转变。努尔哈赤执政的文化倾向性着重于满蒙一体的民族认同上,并以此作为其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而皇太极的改变,则意味着进入辽沈后的满洲已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汉人包括朝鲜的儒家文化、蒙古的游牧文化等,形成了多元的混合型文化,而非仅仅保持了其自身的民族特性,尽管这种转向带有一定的被迫性。因此,研究满洲奠都盛京所发生的变化,将会帮助我们找回满洲完成自身转变的历史记忆。研究的过程,考古与文献的"二重证据法"会提高历史的清晰度。"内陆亚洲"转向或者"政治形态中非汉族因素"的提出,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意义,却并不等于,"新清史"所强调的"内陆亚洲因素"足以成为左右清朝"大一统"政治及文化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