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原始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欧洲大陆国家，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司法擅断密切相关的。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中世纪的司法擅断时，我们会发现这是西欧大陆封建制的必然产物，毫无制约的权力与武力镇压是其特色，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是制约封建制下的各个封建领主绝对司法权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监督。而中国古代的帝制确保了对下级官吏包括审理案件的官员的监督，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面临的问题是对皇权的监督，而比附援引正是对皇权进行监督的措施。

简介：网络谣言已非一日之疾，它把谎言包装成“事实”，将猜测翻转成“存在”，在网上兴风作浪，扰乱人心。刑法的介入恰恰可以很好的遏制网络谣言的蔓延与扩散，营造一个纯净、健康的网络环境。然而刑法的过多介入又会影响网络世界的自由发展。刑法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是今后处理网络谣言行为的核心所在。

简介：刑法教义学是刑法科学的核心部分。只有将“刑法的任务是维护法规范的效力”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互场，才能合理地解释刑法的有关规定，才能使刑法教义学的解释结论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一种规范论的刑法教义学，要重视解释者个人的先见，更要重视解释者群体的经验，要让解释结论符合实践理性的要求，使解释结论建互在不可辩驳的法律基础之上。

简介：刑法分则条文以及司法解释中出现多处“明知”，此处“明知”的含义有别于总则中故意犯罪规范中的“明知”。学界对“明知”、“确知”、“实知”与“应知”的含义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且难以辨析，致使在司法实务中认定“明知”的标准不一，认定方法各异。文章从规范分析入手，结合语义分析方法，阐释“明知”的认定，首先应当以证据证明、发现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主；其次完善刑事法规范，对“明知”认识程度进行分级，体系化“明知”认识内容，从而解决变更待证事实这一方式存在的诸多问题，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严格限制刑事推定的适用。

简介：有罪免刑作为我国刑法的一种制度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一种独立的判决类型。然而，有罪免刑判决在实践中出现了“虚置”与“特设”并存的反差现象，特别是免刑在渎职侵权犯罪领域中的异化与滥用，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面对此困境，我们有必要考察有罪免刑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整理和分析我国刑法中有罪免刑判决的规范基础，发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且探寻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完善途径。

简介：风险刑法是从风险社会中引申出来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刑法话语体系，近年来活跃在我国刑法学界。对比风险社会的风险与风险刑法的风险，即可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预知性与不可控制性，根本不可能进入刑法调整的范围。风险刑法理论将风险予以泛化，并且主要是以工业社会的事故型风险为原型展开其论述与论证，但这与风险社会的风险并无关联。风险刑法理论在刑法应对风险的讨论中，以过失犯、行为犯与不作为犯等互法方式为例证进行说明，以此作为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内容。但风险刑法理论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且充分的论证，而是建互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之上。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风险刑法理论与其赫以凭籍的作为理论根据的风险社会理论之间难以无缝对接，使风险刑法理论根基不稳。风险刑法理论在对刑法例证的论证中，过于大而化之而没有细致推敲，结果导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所有这些，都使得风险刑法理论只能获得一时之观点喧嚣，而难以取得长久之学术积淀。

简介：刑法中的实质化思潮是耶林目的法学的产物，经由利益法学推动的方法论变革，刑法适用日益地从以形式逻辑为中心转变为以目的为中心。实质化与目的解释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后者构成实质解释论的首要方法。目的解释的适用具有双刃剑的效果。对目的的探究，能够赋予解释者以解释的自由；目的解释主要被用于堵截处罚方面的漏洞，确保刑法之网的严密性与开放性。目的解释的内在危险则在于，会弱化罪刑法定的制约机制，并严重威胁与侵蚀刑法适用的统一性与客观性。目的解释的规制，涉及的是如何控制解释者的主观任意性的问题。有必要借助一种二元性的制约机制，即通过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目的解释的规制。

简介：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联点不是风险概念，而是安全问题。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的。刑法体系在目的层面向预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刑法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法益论的流变及困境与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构性嬗变上，也体现在教义学中其他理论（包括不法论、罪责论、实质化、因果关系与归责论、故意理论以及被害入学）的调整与重构上。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刑法的预防走向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之下，从现有的体系中发展出合适的控制标准，包括强化刑法内部的保障机制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制约作用。

简介：作为中国特殊历史产物的劳动教养制度，长久以来在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等存在比较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的同时，意味着我国劳动教养时代的正式终结。但是对于劳动教养的后续讨论并未终止，如何更好的保护人权、健全法治，完善刑罚与治安处罚之间的空白地带，就需要进一步确立“违法行为矫治”的独立法律地位，明确违法行为矫治的基本性质，制定一部违法行为矫治法，进而在整个社会治安制裁体系中，将违法行为矫治法与刑法和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协调设置，更好的完善我国社会治安制裁体系，保障社会秩序稳定。

简介：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法律监管层面出现了真空地带。由于互联网金融属于金融业务的范畴，因而我们应当通过金融监管的方式以行政监管和刑法规制相结合的手段对互联网金融活动进行法律监管。应当以引导为主、以取缔为辅，对非金融机构参与金融业务的经营资质以及互联网金融活动的业务操作环节进行监管。司法机关应当根据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不同情况，分别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集资诈骗罪、洗钱罪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简介：故意在犯罪构造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与不法论上的主客观之争相关。当故意作为罪责要素时，对应的是客观不法论；当故意成为构成要件要素时，则表征着主观不法论的兴起。客观归责理论的出现，为客观不法论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但它并未触动主观不法论的核心范围。目的主义代表的主观不法论与客观归责理论代表的客观不法论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有必要摆脱概念式思维，从类型思维的角度对刑法中的不法论展开解读。目的主义与客观归责理论各自跟意志归责与规范归责相呼应；故意作为犯属于主观不法的类型，过失犯与不作为犯则应归入客观不法的类型。刑法中不法论的类型化发展，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体系日益趋向以一般预防为主导的结果。梳理与考察不法论的发展走向，对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保护社会利益之间价值导向的困扰，许多国家始终不能很好地解决“两个保护”的矛盾。理论上可以以双向保护原则提出的渊源为切入点，分析该原则存在的现实不足和理论盲区，并在考察国外调和双向保护原则价值冲突的模式的基础上，尝试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两点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简介：基本权利条款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依赖于立法者对其进行具体化。立法者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不得低于最低限度，应当对基本权利的内容、限制、救济作出基本的规定，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必要条件。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水平，受到相对立的他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制约。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立法者应当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进行平衡。与此同时，在基本权利与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立法者也应当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依照比例原则，对基本权利进行适当的限制。

简介：我国是多灾之国，怎样实现灾害法律防范与救助，使防灾减灾走上法制化道路，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防灾减灾法治实践迫切需要建立一门法律分支学科——灾害法学。笔者通过对灾害法学的含义、价值、学科定位、方法、体系及现状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灾害法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法律分支学科，是一门需要整合灾害法学界力量，通力合作去进一步完善的法分支学科。

简介：回溯国际刑法的历史，虽然个人对国际犯罪负刑事责任之行为形式和内容有所变化，但是国际犯罪之集体属性不能阻却个人的刑事责任却不曾动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5条的规定与早前的国际刑事法律文件之最大不同点，不在于重新界定国际刑法中个人负刑事责任的行为范围，而是对个人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形式予以了系统化。

简介：作为新型的公益组织，非公募基金会具有自身结构特征，从而导致了基本矛盾的产生，即私人属性与公益待遇之间，基金会的控制人可能滥用公益待遇。非公募基金会基本矛盾的成因可归为：性恶论与慈善失灵。基本矛盾的解决需要借助于法律。我国未来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律制度应以性恶论作为基础，以防范、惩处滥用行为为内容。

简介：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各国国际私法立法实践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在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适用可分为固化连接点和动态连接点，这二者将法律所有连接点的指向全部包括，因而在该法中的地位高屋建瓴或指称基本原则地位。在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该法中的地位后，法官在适用具体法律条文时，需要自由裁量的，应依照最密切联系度的递减进行选择，而非法院地方便主义。

简介：自远古到西周时期为中国法制起源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制和秩序,虽为后世中国法制和秩序肇定了雏形,但不无原朴、草创、蛮昧、多禁忌的早期特质。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和秩序的基本旨趣与特征,可以概括为彰显天命天法、追求天人沟通,重视血缘纽带、注重敦睦亲族,注重庶人参政、忆恋原始民主,强调顺俗为治、注重礼法习惯,以政治法律为兵戎之延伸等五个方面。进一步阐析中华法制与秩序的早期特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民族个性或民族精神的认知。

简介：《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填补了中国个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方面的立法空白。但它还不够完善。尤其是没有明确具有规范个人信息采集功能的信息采集必要性原则之准确内涵,且又提出了＂网络实名制＂这种新的个人信息采集规则。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必要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以此进一步分析了＂网络实名制＂规则与该法律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张力,认为实名制规则必须通过未来的细化完善才能与该立法的基本原则相协调。

简介：一百年前，美国宪法史名家、彼时刚晋升普林斯顿大学麦考密克讲座教授不久的爱德华·考文（EdwardS．Corwin）在《密歇根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与司法审查原则》（下简称《马伯里案与司法审查》）。④这篇论文在英美学界注重考据、写作战线往往拉得过长以至一文成书之风甚浓的学术氛围下，算不得大论文。论文讨论的议题也只有一个，非常集中，即违宪审查的法律基础。考文发表此文时，正值其学术上升期。“司法审查之确立及基础”这一问题，对这位宪法及政治学家来说，是他观察、理解并阐释其对美国宪法和宪制认识的必须迈过的一级台阶，同时，也是他早期宪法研究着力甚深的关键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