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道路的选择 —评《筚路维艰》

历史道路的选择 —评《筚路维艰》

黄坤一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二学生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探寻漫长的历史长河，我们总在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着眼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无论是与对外侵略分子斗争，还是独立自主的建设发展，我们不断地摸索，确立着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于2014年出版《筚路维艰》，讲述了从1949年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后1990年左右，近五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建设。作者萧东连在详实的史实资料基础上以客观的笔法呈现给读者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艰辛历程。全书要言不烦但又兼顾细节，有血有肉、有问有质，对新中国发展史有全新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  意识形态  巩固政权  改革开放 

读《筚路维艰》本书之前，我对近现代史了解尚浅，很多知识都是来自课堂的学习。但是在阅读完这本书后，我看到了建国后期这么多年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内因，这是一种新奇的体验。我从领导人们的言辞中看见了曾经有过的迷茫或勇敢，从百姓的晨谷晚炊里，透见着对中国未来发展欣欣向荣的满怀希望。       

一、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建设的五个阶段

全书一共分为五个时期去讲述。第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时间上主要指 1949 年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这段历史。这一时期的政治指导思想，主要是毛泽东通过争取中间派力量的支持，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上的政权尽快稳固，在生产上动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的力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通过在《论联合政府》中阐明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考和政府建设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政策执行中，可以看到是从上到下弥漫着的迫切向社会主义这个前途推进的一种躁动的情绪。作者将此提炼为政策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对理想的渴求和现实现状之间矛盾所释放出来的张力使得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在不断摇摆中快速向前，人们还没来得及欣赏河上的风景就已经跑步过桥，却发现留下了不少遗留问题在桥上。

第二个时期，效仿期，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化三改。在国家成立前期，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面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研究表示， 1949年的中国，是世界上倒数第二穷的国家。毛泽东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我们要将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改头换面，从而更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怎么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成为党和国家面前的问题。国家重工业优先的方针正是从确定向苏联学习走苏联模式开始启动的，对外，通过对苏联模式的仿效学习，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得到了苏联、斯大林的承认，苏联开始同意派出专家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对内，党内主要领导人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到来的认识：“早过渡比晚过渡好，穷的时候过渡，富了就不好过渡了”，这样一种忽略社会物质规律，片面强调革命运动动力的认识。举国体制的转变，是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全局掌控，在不断地过渡和转变中建立起来的。政治方面是从联合政府过渡到单一党派；文化方面是在意识形态上确立统治地位，旧有教育体系在结构上进行了调整，使得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改造；社会面相是建立起一系列配套管控体系，一改过去皇权不下县的乡镇自治传统。中国古代社会里，儒释道思想一直占据正统地位，但是其内涵的局限性，决定了传统的思想体系无法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企图通过高度依附国家的个人观念，借助动员民众达到国家发展建设目标，使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

第三个时期，追赶期，是中国开始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寻找超越苏联方法的时期。在这里，笔者有一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央在这个时期提出的“超英赶美”，表面上看是把美英定为超越目标，其内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超过苏联，证明中国是优秀的社会主义学员，证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龙头老大。“对于一个后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只是不同国家所依托的体制和所能调动的资源差别极大。基于独特的近代历史背景，在中国推行赶超策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这个时期，经济上开始“大跃进”，这一举措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动员模式发挥群众革命的热情来实现生产力的一个大飞跃，但是由于地方的“一步登天”和渴望做出成绩的心态，使得饥荒在不久之后大面积爆发。“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立功心切，铤而走险，对毛泽东的一些主张，常常玩弄于股掌之间，添油加醋，生发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奇思妙想，搞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花招……”文化政治上，从“双百方针”到大规模反右运动开展，通过寄希望于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实现国力大跃进的模式最终被证明只不过是领导人浪漫主义革命情怀的一厢情愿。

第四个时期经历了风雨飘摇。书中写到，历史上的人为灾难，并非都出自恶的动机，那些抱有崇高目标却带来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更具有悲剧意义。人都是追求优越的，而社会主义的追求公平否定了这个天性，那么社会主义下如何激励人民发展生产力呢？只能依靠思想动员和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一旦发起，作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唯一路径，便会滋生一批又一批的运动积极分子，反哺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而使运动失控。“经验证明，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滋生的土壤，最适合的就是封闭的国家。”而如果社会体制变得高度政治化，民众要在政治上斗争才能够实现阶级跃迁，向上层流动，那么就会发现，政治运动会有许多的民众参与。当然，一般民众参与运动是不经理性计算的，为了寻求摆脱恐惧、抛弃、歧视等心理需求的社会认同和群体保护，民众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

第五个时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是要跳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从现实出发、从前四个时期的拨乱反正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探求中国发展的路径，解决现实面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前，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社会上的企业或着群众，都缺乏对经济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整个社会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加之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社会必需品缺乏，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如果将1978年的贫困线划定在人均年收入100元以内，按照这一标准测算，当时全国贫困人口规模为接近2.5亿人，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如何摆脱中国贫困落后面貌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当务之急。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战略部署，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没有出现过经济衰退和制度崩溃，推动经济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的所谓中国奇迹，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化转型。”改革开放是我们转向繁荣的关键转折点，是指路牌和航标，是一次勇于尝试的革新，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走过这样一条艰辛的道路，有国内政局的原因，也有干群关系的原因，更有国外大环境的影响。书中写道：“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在中国取得成功，甚至希望把整个世界引向社会主义，作为开创者，一边渴望国家工业化，追赶西方世界的脚步，一边又渴望向世界过渡。”这种过于理想化的畅想没能真正认清中国现实，毕竟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

二、“欲速则不达”：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偏误与纠错

事实上，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个既有国家计划，又有私有体制的经济模式，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实施了。政治上重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经济上偏向那些投入少、见效快的轻工业。但没坚持几年，新民主主义立即向苏联效法的“斯大林模式”的后尘转移。在仿效苏联模式不成功后，又走上了赶超之路，此时的冒进程度，大部分的决策和判断已经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

也许真的只有彻底的粉碎才能真正的重建，所有的人都累了，都怕了，都穷了，都迫不及待走向美好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我们勇敢地向西方世界学习，我们终于确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我们才创造了属于中国的独特发展奇迹，从而昂首挺胸走向世界。

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今天的口号，也是全体中华民族着眼于实现百年复兴的宏伟蓝图。这种愿景驱使着千千万万的执政者、革命者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但也使建国后的社会主义走上了许多弯路。这样坚定的希望与理想，就像一种背景音，无意识地左右着国家的建设，始终萦绕着每一位领导人，也萦绕着建国后的广大干部群众心中。由于太急于证明自己，在成功的建国后的万众瞩目下，我们注定要走一段坎坷的弯路。就像一个从无到有的年轻人，在事业上小有所成，渴望证明自己可以大踏步地往前走的故事。没有人愿意走弯路，但有些弯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没有选择，上至高层领导，下至黎民百姓，都被限制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时空里，都过于急于求变，而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对于这些弯路，要懂得、包容、宽恕、多学，这才是最大的弯路，也是最重要的道理。“中国最缺的是资本和技术，最不缺的是人力；中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行政资源……对于那个年代人们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后人都应怀有一份敬意。”

翻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书籍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各种国内外危机中屹立不倒，原因就在于党具有足够的韧性和韧性，能够在危机面前作出自我调整。就像赵鼎新老师曾经说过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奇迹之所以出现，是我们党在危机时刻能够及时的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所以国家不断的进行政策调整和改革所带来的丰泽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才会说，“摸着石头过河”最有价值的真谛不在于对未来的探索精神，而在于对过去的自我纠正精神。

然而，面对现实而时刻进行自我调整的这种弹性与灵活性是需要条件的。至少，政党不被“信仰政治”所绑架，不能被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所绑架，不然会陷入“意识形态挂帅”而失去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灵活调整的机会。当时的中国大概就处于这样的困境中。社会还没有形成强大而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否则，在危机面前进行深入改革与调整也必然会碰壁。

“中国必须坚持市场经济，不能再回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状态，必须不搞市场经济。”但中国需要的是市场经济，是重走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发展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我们要求的是，市场化要讲求社会公正，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理由，强行为过程的不公正辩护。不能把改革演变成权贵与豪强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从而造成贫富进一步恶化的结果。改革的结果必然是中国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但要根据中国当下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通往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脚踏实地的、利好与中国民众的中国式。中国不能丢弃自己的长处，但正是有能力不断改革，有空间自我调整，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上述这段话可看作作者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正在经历的以及未来将去往何方的思考。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也正是在看向未来。历史就像过去的遗迹，静静地留存在那里，任一批批、一代代在遗迹中出入的人评头论足，或叹服于它的雄伟与精妙，或叹服于它的奢靡与铺张，或赞叹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伟大，或怒斥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龌龊……每名看客都可以根据他所看到的，所了解的内容，从他所立足的，所坚信的角度，对渐渐沧桑慢慢消逝的遗迹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三、“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改革的决心与意志

任何伟大的理想，伟大的夙愿，再美好的愿景，如果离开了实际，都将在理想前的血池中浴血焚身。治大国如烹小鲜，欲速则不达，望向前方，阳光越是刺眼，越要小心看清脚下的道路，光明虽然美好，却在伸手不可及的前方，行稳致远，看清脚下，才能必过一个一个的坑，回望过去，才能铭记处出发的初心，坚守现在因为几经反复才找到前进的道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存在，变革从0到1远远难过从1到100。改革开放，说难也难，说易也容易。难就难在平衡各方利益寻求共识，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尝试从0到1。易就在易在改革前的各方都太苦了，每个阶层都渴望发展，而改革开放几乎没有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这是一场几近完美的“帕累托改革”。那些失败的变革往往在理论层面非常完美，看上去从1到100都是那么自然，可是从0到1的意识形态改变、利益再分配却会损害既得利益阶层，于是被层层阻挠步步歪曲。每一个看上去使部分人受益的变革，总有人会受损。要让变革顺利推进，最好的方法是让反对者成为利益既得者。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思想体系是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能否从根本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二十一世纪世纪是一个广泛开放、充满竞争的时代，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本质是话语权的争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意识形态文化激烈冲突。“历史虚无主义”、“封闭主义”、“腐败”等错误思潮时有出现。本质上思想上还不够扎实，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正如奈斯比特所说：“全球化程度越高，经济上越相互依存，我们就越要坚守我们的根基和文化。”③确保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为指导。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夯实思想基础。首先，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坚决镇压各种背叛社会主义、背叛祖国的行为。其次，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必须鲜明体现时代特征，反对封闭主义和自强不息，不信任各种形式的自我阉割和历史逆转，始终坚持理论导向来源于社会实践。并反思社会实践。最后，要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其真正融入文化生产、创作和传播，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践行。”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胎记，是民族延续的精神基因，是价值观生成的动力源泉，是增强民族向心力的基础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哪怕这种总结未必全面，哪怕历史不可能是历史事件的简单重复，哪怕每一个历史关头都会是史无前例的关键抉择，我们也要“前事不谏，来者犹可追”，真实的立足当下、回望过去、面向未来。这在历史的历史关头，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对于世界，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永远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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