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与傩文化的当代传承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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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与傩文化的当代传承

陈莉

 湖南省株洲市 412007

摘要:近年来,社会进步迅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有了改善。傩文化是在中国农耕社会长期孕育和生长的综合性文化形态。经过三千余年的演化,傩文化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的农耕文化向现代文化变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傩文化的境遇和形态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中国经济崛起、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现代文化如此盛行的今天,如何看待傩文化这份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传承问题,既是一个涉及文化实践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所以,在文化变迁的视域下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探讨就十分必要。

关键词:文化变迁;傩文化;当代传承

引言

傩原是一种极古老的迎神驱鬼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傩的性质从单一的驱鬼祈福逐渐向娱乐性转化,出现了表现劳动生活和传说故事的内容,在民间尤其是农村地区广泛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傩蕴涵了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文艺学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傩的产业价值开发潜力愈发巨大。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要求农村在经济、生态、文化、村容等方面获得全方位的发展。任何方面的缺失,都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尤其在傩文化底蕴浓厚地区,傩俗活动不仅可以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显著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由于傩文化对传统价值的重塑,也有力地带动了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乡风乡貌的改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获得很好的践行。

1傩文化的变迁

傩文化是以驱瘟逐疫、祈福纳祥为核心的民俗事象。傩本源自原始部族巫术中的驱邪仪式,商周时期依然盛行。从商周时期迄今,傩文化已在中国延续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在周代,傩文化即被宫廷纳入礼乐仪式。《礼记·月令》记载,周代季春时节有“国傩”,仲秋时节有“天子傩”,季冬时节有“大傩”,是重要的宫廷礼仪。到了春秋时期有所谓“乡人傩”(《论语·乡党》),说明傩文化自上而下已影响到民间,也说明这个时期民间傩文化的繁盛。直到明代,从宫廷到民间,傩文化都一直延续着。清代宫廷的驱傩仪式未见记载,但民间的傩文化依然兴盛,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尤甚。傩文化是基于巫术思维的民间信仰以及建立在该信仰基础上、波及宫廷和民间、影响深远的仪式性活动。作为一种朴素的信仰和仪规,傩文化寄托了民众避灾纳吉的基本愿望。这种愿望集情感性、想象性、仪式性、表演性于一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形态。傩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因吸收道教、佛教及其他民间宗教和民间舞蹈、民间戏曲、民间美术等因素而发生了诸多变化,到了明清时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样式。傩文化的情感性主要体现为其中所寄托的民众生活的基本愿望(如请愿、还愿、战胜疫疠的意志),是民众在生活中遇到困境,以一种不可知的超验力量驱逐另一种不可知超验力量的方式,从心理上祈求解脱的情感诉求;想象性主要体现为把众多的神灵和代表邪气的疫鬼对立起来,在超验世界形成以善抑恶、以神驱鬼的基本方式,这种想象也是一种“借力”的方式,试图借助超验世界的力量克服现实世界的困境。仪式性主要体现为通过特定的仪规把愿望和想象的事物以感性形式呈现出来,让对超验的想象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期的现实经验,让超验世界对现实世界发生直接作用,并借助这种经验求得平安。《周礼·夏官》所记载的方相氏“时傩”就是傩文化较早的仪规。表演性主要体现为仪式中的妆扮和表演行为,是仪式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如法师以特定的服饰和面具在仪式中的角色化妆扮、舞蹈化和戏剧化的表演等)。四者之间有着一条较为严密的逻辑链:困境—祈愿—想象—仪式—表演—解脱—还愿,综合起来形成一种体系性较强的文化形态。傩文化在历代演化过程中因官方态度、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社会变迁等原因,均发生过诸多变化。但驱瘟逐疫、祈福纳祥的核心思想没有变。如今,已有部分傩文化衍生的艺术形态被纳入国家或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国家在当下对傩文化所持的保护态度。官方态度对傩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傩文化的合法性。历代官方或倡导或禁止、或观望或无视,都对傩文化的变化产生了诸多影响。如明人黄佐云:“凡正月元夕为岁始,腊月大傩为岁终,亦许会饮于社。教读制相戒之词,以见无已太康之义。或令童生歌《七月》之诗一阕,或习士相见礼,或行投壶礼,或行乡射礼。务在雍容揖逊,敦从古雅。须用歌咏劝酧,使人观感,不得酣唱邪曲,演戏杂剧,以导子弟未萌之欲。若为贪图口腹,諠哗较论短长,及科逼贫人财物者,众共斥之。”明朝腊月的大傩允许“歌咏劝酧,使人观感”,但不得“酣唱邪曲,演戏杂剧,以导子弟未萌之欲”。黄佐继而说到:“乡社之设,正以明则礼乐,幽则鬼神警动愚俗,使兴起于为善也。有司宜加之意,务令各乡欢欣鼓舞以从事,毋得督迫,以致扰民。”说明明代傩礼之举在于“明则礼乐,幽则鬼神警动愚俗,使兴起于为善也”,须“令各乡欢欣鼓舞以从事”,而不能强迫为之,以免扰民。人口迁徙决定着傩文化的流传去向,傩文化本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传统,但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傩文化也随之流向其他地区,并吸收了当地的民俗,形成在地性特点。民族融合是在傩文化随着人口迁徙而流传的过程中与不同民族信仰之间的交流和吸收,这种交流和吸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强化了傩文化的地方特征。例如,目前流行于贵州长顺一代的“庆五显”活动据传是由江西一代迁徙而来的“穿青人”带来的。在传入贵州的过程中,为方便起见,该活动由原先的“庙祭”改为分坛入户的“家祭”。而这种祭祀活动在与贵州当地的汉族或少数民族的巫傩信仰仪式(如“坛神”信仰、二郎神信仰、先民的放五猖习俗)融合的过程中,才转化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庆五显”。社会变迁则是傩文化变化的具体时代背景,是造成傩文化发生变化的综合性原因,主要以时代好尚来体现。傩文化在时代背景的制约下,因特定时代官方和民众的好尚而在内容和形式上或增或减,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傩文化是在农耕社会孕育和生长的文化形态。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耕文明逐步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傩文化的处境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以城市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也使傩文化的生存面临着巨大挑战。现代工业无论从生产、流通,还是从消费需求来说,都需要人口的聚集。工业产业为人口聚集提供了基本需求,而围绕现代工业产业,结合人口基础、地理位置、交通、通讯、综合性社会服务等要素而导致的现代城市的出现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现代城市也为自身创造了一套新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与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养成的文化体系有着显著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重新建构适合现代城市人口精神需求,以交往、休闲、信息交流为代表的新型文化时空,如书店、咖啡馆、酒吧、舞厅、电影院、报刊业等。现代城市随着产业链的加速延伸而急剧扩张,导致不能直接为工业文明服务的傩文化开始从中心走向边缘,傩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也被大大压缩。直到今天,傩文化已被挤向与现代文明中心距离较远的地带。即使是在这些地带,由于年轻人生活理念和方式的改变,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所以傩文化的传承和受众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在文化变迁的视域下思考傩文化的当代传承问题。

2傩祭仪式在村民中的精神生态文化功能

傩祭仪式的举行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改善,也是对人自身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提升。古时的乡村生活是十分繁忙的,人们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而傩祭仪式就是一个将所有村民都聚集一起的契机。正是在傩祭仪式上,全村甚至是附近村庄的男女老少欢聚一堂,促进了邻里、乡民、附近村庄之间的和谐与融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但不管乡村还是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日益淡漠。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许多农村自发组织了“邻里节”来促进村民邻居之间的相互交流,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增强集体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达到改善村民之间精神生态的目的。这种具有群体性、参与性、狂欢性的“邻里节”与傩祭仪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具有精神生态指向性。傩祭仪式的举办同时也是村民潜移默化的一次精神美育,其如期举行表现了村民们坚守诚信,怀有感恩之心,珍惜自然给予的生产生活环境的精神操守。整个村庄的人都因此而活动起来,参与到傩祭仪式的各个环节中去,在仪式中表达对神灵和先祖的感谢之情,同时也将这种知恩图报的心态不断传承下去。傩祭的定期举行是村民自我实现需求得以满足而获得归属感的一种有效途径。在仪式中,全村男女老少欢聚一堂,举行集体的祭祀活动,人人都全力参与其中,成为整个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场景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一种集体的象征,村民参与其中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身处集体之中的归属感,增强了整个村庄的集体荣誉感、凝聚力和向心力,改善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使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更加融洽和谐。除了爱与归属感的需求之外,审美需要也是人的高级需求,“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傩祭仪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主要功能逐渐由“娱神”转向“娱人”。以其丰富多彩的面具,独具特色的服饰,蕴涵丰富的傩戏在不同时代都能适时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吸收传统文化经典并加以改造而成的傩戏,如《孟姜女》《鲁班架桥》等,饱含着劳动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些傩戏的演出不仅满足了村民的审美需求,也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增强了道德品质修养,改善了精神生态环境,从而促进了整个参与族群的精神世界和谐共生。

3傩戏可行的创新路径

政府已经成为推动我国传统文化保护的第一力量,这使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保护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但要维持传统文化独特性并自给自足,势必要激活它的内生动力。恩施傩戏目前的演出队伍多由民间班子和临时性团队组建而成,大多是生于本土的表演者。单依靠这些演艺人传承与创新恩施傩戏的并不现实,因此,全社会都应积极探究其可行的创新路径。

3.1在文本创作中寻求新的存在方式

过于正式的传统宣传和弘扬方式易拉远民间艺术与普通观众的心理距离。因此,不应将重点聚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头上,而应探求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有学者曾指出,傩文化的传承与其他文化形式的传承有所区别。大多数文化的传承带有推广性,而傩文化的传承不带有推广性,仅让其在所在的地域或民族中存续下来并发挥作用即可,很难也不需要推广到其他地域或民族当中。但若在保护其不落于俗套的过程中刻意避免一些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那么损失的一些契机可能多于保护性传承的内容。在此可以借鉴文化产业中的发展元素和形式,发掘打造恩施傩戏IP的可能性。文本创作的最终形式丰富多样,歌曲、对话、游戏、视频都可以作为载体。比如,开放世界探索类游戏《原神》中有一个名叫“魈”的角色,其故事背景就是依托于“傩”进行创作的。该角色的设定是一个降魔大圣,身上常带驱魔的铃铛和开展攻击“靖妖傩舞”时所戴的青面獠牙面具。该角色的形象设定和故事背景深受玩家喜爱,以此为契机,许多游戏玩家也对傩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另外,在日本动漫《咒术回战》中,一个角色名为“两面宿傩”,面纹奇异夸张的图形,人设背景也与鬼神相关。日本的动漫产业一向发达,自成体系并且深入观众内心,有日本观众以此为依据就认为“傩”是源自日本的鬼神文化。由此得出,一方面,我们不能确切地认为傩文化甚至其他民间文化的传承不带有推广性,否则面临文化移位和文化占领时,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另一方面,日本这种将文化符号融入动漫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打造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以讲故事的方式推广傩文化。

3.2旅游景点与沉浸式剧场的结合

将旅游景点与沉浸式剧场相结合的灵感来源为上海《不眠之夜》的演出剧场。《不眠之夜》剧作改编自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自演出以来广受好评。它与传统的剧院表演不同,《不眠之夜》没有固定舞台,二十多名演员分散在六层高的演出场地内,应剧情需要,时而分开,时而会合。观众佩戴白色面具与演员相区分,并且可以在表演场地内自由走动,犹如走入舞台场景,近距离观察演员,有时甚至可以参与演出,和被跟随的演员一起解锁秘密剧情,置身于故事之中。《不眠之夜》的沉浸式文本表演模式具有明显的利弊,利在于可以使观众以故事叙述的视角深入其中,增强代入感,加深对剧作的理解,同时也能为专业演员提供更好的表演平台;弊在于整个剧场的表演空间巨大且分散,观众身处其中仿佛是游戏中的主角,可以执行主线任务,并且选择性触发支线任务,这意味着观众无法完全掌握剧作的文本和细节,观众在剧场体验过后的生理性刺激感受可能盖过对剧目本身的感受,不过这种批评是基于对此种创新式剧场的正向肯定。在诸如恩施大峡谷这样的旅游景点,外地游客占比较大,而大多数外地人根本无法听懂傩戏表演所使用的方言,大多是围成圈凑热闹。虽然达到了娱人效果,但是如果能在可控范围内将现代媒体与恩施傩戏在设计型空间中进行整合,应该会取得更好的宣传和弘扬效果。将沉浸式剧场与景区相结合,并对恩施傩戏加以创作,一是可以丰富景区游览项目,增加收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二是有利于帮助游客体验傩文化,例如,在部分表演时可以用屏幕展现歌词,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傩面具,甚至自己制作、佩戴傩面具,以此推动游客自发性为恩施傩戏宣传;三是可以带动其他恩施特色文化的传承,为良好的共同发展打下基础。

结语

媒体化使包括仡佬族在内的贵州傩文化和傩戏,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文化名片,并取得了不少的文化成果,如“非遗名录”。但媒体化过程也带来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如傩文化传承的某些失真现象和地方性失语状态。对于这些,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贵州傩文化之一的傩戏表述,就是一种媒体化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傩被划定为“迷信”是不可以被表述的,也不能进入体现国家和官方意志层面的媒体情景,故傩就被表述和媒体化为傩戏。在那个时代所谓傩戏的媒体化传承中,基本没有傩的媒体化名录,只有傩戏的媒体化名录,其中最为重要的傩文化,虽以艺术形式传承,但实际上就是傩文化的意义。这样的“曲线”媒体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傩文化认识发生了位移。如前述,人们认为“傩戏是傩的载体”。诚然,如果从傩戏媒体化的角度来看,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现代媒体化过程对于文化的反观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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