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治理文明之基督教的根源

李永明

广东省社科院港澳台研究中心 广州 510050

摘 要：现代社会治理文明产生在西方，英美是其典范，其主要观念及内涵有：必要之恶，以法为王，权力分割分立，自由平等人权，行为治理，私有制与市场制度等。追根溯源，上述现代社会治理文明的观念及内涵，与是基督教教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有关教义包括：人的有限性与罪性，上帝的律法，真理与自由，个人主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

关键词：现代社会治理，基督教教义，有限性，罪性，法治，自然法，自由，个人主义，行为治理，私有财产

信仰决定人性，人性决定文化，文化决定制度。西方英美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出一整套引领人类的文明体系，尤其是社会治理文明体系，乃是与其千年的基督教信仰传统密切相关的。现代社会治理文明，即法治宪政、权力分割分立、大众选举、私有制市场经济、小政府、信仰言论自由等元素，均能在基督教教义中找到相应的理念支持。本文旨在探究现代社会治理文明之基督教思想根源。

一、社会治理，必要之恶

1、罪是社会治理的起源

基督教认为，人是造物主神以祂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具有类似神的属性和能力，比如意志、理性、情感等，是所有被造界中最尊贵、最荣耀的存在。在人犯罪之前，人是完美的，尽管他相对于神来说是有限的，但是由于他跟那无限、全能的神保持密切的灵里的连接，所以，他完全可以自我管理好自己，不需要被他人来治理，来干涉。然而，人却经受不住魔鬼撒旦的诱骗，干犯了神的诫命，犯罪堕落，与神隔绝，受到咒诅，人性不再完美，而是日益败坏，人类社会也不再和谐美好，而是充满纠纷和强暴。所以，社会治理，即政府、公共管理机构便应运而生。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止、遏制罪人的罪性发作、罪行发生。西方社会流传的观念是：政府是人类社会必要之恶。又有句话说，坏政府比无政府好。

既然所谓的社会治理本身就是罪的产物，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完美，只有相对的好坏。不根除罪的问题，人类永远要被某种本身带着罪的印记的不完美的社会治理方式辖制。

2、治理治理者

基督教认为，所有人都是罪人，都当被治理。然而，一切的社会治理模式都使社会分割为对立的二元结构，即治理者群体与被治理者群体。一般来说，治理者群体是强势一方，被治理者群体是弱势一方。但是这也不绝对。一旦时机成熟，弱势一方会变弱为强，治理者阶层就会大换血，二元结构会重新洗牌。人类历史充斥着这二元结构的机谋博弈、惨烈斗争，为此人类承受了巨大的苦难。

基督教在认识到社会治理的恶的本质基础上，也给相对较好的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行的方案。首先，《圣经》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和谐秩序的律法，这律法不仅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行为规范，更给社会治理者提供其治理行为的规范。比如不可因被审判者贫穷或富裕而在审判上有所偏袒，只要按照神的律法公正审判。也不可收受贿赂，不可以曲枉正直。不可以仅凭一个人的口作证，必须有两三个人同作见证才可定案，等等。在基督教长期教化之下，再经过改教运动、启蒙运动，西方社会发展出一套以权力分割、相互制衡、法治宪政、大众选举为特征的近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基督教看来，一切都伏在造物主神的权柄之下，社会治理者并不能为所欲为，冥冥之中，自有一个治理他的，那就是神。“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圣经》“箴言”21：1）。

二、规则至上，以法为王

1、法治与人治

人类生活的这个万千宇宙乃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环境。大自然一切物质的运行都各从其类、各行其道。大自然的规则不可抗拒，人们必须认识并顺服之。人类生活、社会运行同样存在一个既定的规则，包括人的行为规则，思考的规则，交往的规则等等。这个规则不是人定的，而同样是造物主定的，古希腊先贤们称之为“自然法”。及至基督教普及欧洲，人们才明白，原来这维系、规范人类生活的自然法来自于造物主神，《圣经》就是造物主神赐给人类的关于自然法的经典。在大自然的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神赐下的社会的自然法面前同样人人平等。惟有当社会秩序（法律、制度）具有如此神圣、超越的权威，法治的尊严才能被确立和尊崇。将如此神圣、超越权威的法律置于人意之上的社会治理模式，我们称之为“法治”，因为法治至高无上，也就是俗语说的：以法为王。这种以法治为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乃是受基督教长久熏陶的欧洲社会率先建立的。

然而，缺乏基督教熏陶的其他人类群体如东方社会并不认识这种神圣、超越的自然法，他们认为在人的生活范围内，是由人作主，由人自己说了算。这种观念反映在社会治理上，就是规则来自于人，可以任由人改写、重置，而且他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族群订立不同的规则，采取双标或多标，大搞特权规则。我们把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称之为“人治”。事实表明，人治模式下的社会，人祸灾难是更为深重的。 2、西方法治，面临考验

西方社会在基督教坐大之前，实质上也是人治社会，只不过跟东方社会相比，程度稍微轻些。基督教坐大之后，宗教组织的权柄跟世俗国王权柄并立，其实往往要凌驾于世俗国王权柄。这导致宗教力量深深介入世俗权力（社会治理），以至于西方社会一度落入以精神统治为特征的政教合一的人治窠臼。后来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让人们明白，人不是定规者，而是求道者，人没有独裁的权利，必须让规则、法律做王，法当在人上，人不可凌驾于法。由此，他们将立法权、司法权独立出来，跟行政权平行并立，尤其是司法部门独立判案，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涉、制约，如此确保了法治精神——以法为王之精神的落实。

然而，任何的社会治理模式，毕竟都还是靠人去执行，需要治理者的自我觉悟、自我约束，需要政治人物的高洁的道德操守。西方法治宪政当然并不完美，必受罪的侵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乱局就是一个明证。《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诗篇”33：21）。假如一个政府，普遍地信仰造物主神，敬畏、遵循造物主的律法、诫命，那这个国家的社会治理必有和谐、稳定，君王（治理者）的地位也有保障。

三、自由、平等、人权

1、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是东方社会欠缺的、西方文明的独特观念和社会治理原则。在古希腊，自由、平等的观念有所萌芽，但是它并未上升为社会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的原则。而基督教的教化使得自由、平等观念在大众中扎根，且促使它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

自由，是基督教教义中非常重要的观念。自由，乃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上帝自己绝对自由，祂的意念与祂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完全一致，甚至没有距离。祂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以祂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而自由包含在这形象样式之中，所以上帝也赐给了人类自有的天性。当然，人的自由也属被造的有限自由，而非神自己那绝对无限自由。

按照英国哲学家以赛亚. 柏林的经典研究表述，自由含义可分为两个层面（或称自由的两种含义）：积极自由（实体自由）和消极自由（形式自由），分别对应着上述自由定义中的两段表述：“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以自己的方式”。积极自由指的是人达到目的的状态，比如掌握了某种技能，具备某种能力，获得某种真知，以及得到某种祝福或实惠等。消极自由指的是人追求目的的合理方式，即人必须在没有强制的状态下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二者是构成同一个自由的两个层面，犹如硬币的两个面，它们各有侧重。积极自由，关乎个体的修为与意义与价值之选择和追求，消极自由则关乎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治理。

神造人，要赐给人自由。耶稣说：真理使人自由（约翰福音8：32）。神的诫命、法度，就是真理本身。所以寻求神，就是寻求规则和自由。

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作万族的榜样，首先就是使以色列摆脱奴役状态，获得消极自由。同时赐给他们真理的律法，使他们可以得到积极自由。这律法，也是以色列的社会治理的最高法则。耶稣的到来，将旧约时代的真理、恩典、自由，也赐给所有信祂的人。当罗马帝国归依基督教，神的律法、真理、自由的普适性得到广传、教化，自由，以及在上帝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原则，也成为欧洲各国的社会治理实践的最高指引。

2、个人主义与人权

东西方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一大差异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盛行集体主义，国家、族群观念深重，个人往往被当成集体的工具。而与此相对的是，西方社会集体主义意识比较淡薄，个人主义意识比较明显和强烈，历史往往以个人的命运为中心为主线，文学、艺术也以个人形象为主导。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传统，也跟基督教教义密切相关。

基督教教导，上帝造人是造了一个个体的人——亚当（后来又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所以神吩咐男女必须离开父母而连接为一体，男女结合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个体。 只是到后来人类加速堕落败坏，男女竟各自独立成为两个个体，这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圣经》又说：人类是从一本繁衍出万族（“使徒行传”17：26），可见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都是人类的独特、平等的代表。基督教还教导，到最后的审判时，神要问责和审判的，正是每一个个体，而非某个集体、组织。所以，个人发展乃是人类发展的永恒、最终极目的，而群体、组织当是个体发展的平台或工具。既然个人是终极目的，那么社会、历史就当以个人的发展为核心、归依。

基督教教义又催生了西方个人的天赋权利的观念。人是神造的，人的生命、禀赋、恩赐都来自于神。而且神给人类赐下十诫等律法，以宣示并保障个人的权利，如生命权、自主（自由）权、财产权等等。这些权利是人类是神赐予的，即天赋的，与生俱来、不证自明。在此观念基础上，西方社会又发展出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区分理论，私权力是本，公权力为末，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的让渡，来自于大众的授与和认可，民主选举制度由此产生。

四、行为管理而非思想（精神）统治

1、惟有神察透人心，并审判人心

基督教教义认为，唯有神才能察透人心，而且在最后的审判时也会根据人的心思意念定罪。然而，人因其有限性和罪性是难以透察人心的。所以人不能判断他人心思意念的状态，也不能因他人的思想定罪。《圣经》教导人们，不要论断人。（马太福音7：1，哥林多前书4：5）。为此，神赐下的律法大多属于行为上的规范。

言论，大部分属于思想观念、意见主张的表达，只有少部分属于行为范畴。我们大致可以将言语作一个区分：行为功能性的言语与非行为功能的言语。前者指行为过程所必须的言语表达或交流，如工作、劳动中的指导与交流；后者则为与行为过程没有直接或即时关联的言语，属于纯粹思想、意见的表达。举个例子，在火车调度室调度员向扳道工发出的指令以及扳道工的反馈，属于行为性言语，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在学术研讨或者在工作会议中对火车车辆运行的技术、后果进行讨论，这就属于非行为性言语，不可以拿来指控人，因为它没有与行为直接关联，不属于行为的一部分。当然，一切的行为都是由心（思想、动机）发出，也受思想观念的支配，言论与行为存在某种相关性，非行为性言语也可能会有行为性后果，但一般来说是延后的，是非直接而即时的。作为社会治理者应当恰当、明晰地区分之。

2、社会治理的世俗化

西方在中世纪一度陷在宗教的精神专制中，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导致社会治理的僵化、社会活力的窒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人更明白造物主启示的自然法真理，终止了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意识形态统治，施行了世俗化政策，也即去意识形态化政策，高举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将社会治理局限在行为管理层面上，从而给个人的自由、社会活力释放出巨大的空间。

五、私有制与市场经济

1、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神在赐给人类的十诫中用两条来为人类社会确立了私有制秩序，即第八诫（不可偷盗）和第十诫（不可贪恋邻舍的所有）（见《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15，17节）。神还特别规定了土地的私有制，祖先划定的土地边界，不可随意挪移、更改（申命记19：14，箴言22：28，23：10）。而且，到了禧年，即每满五十年时，所有土地都当无条件归还给原业主。

人要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一定的资源。一旦人在这些资源上要仰人鼻息，那么他就不可能有自由。所以私有制是自由的保障。

私有制是自然法的重要内涵。因为它源自造物主神，所以它是神圣的。

2、市场制度

私有财产可以有几个合法来源，一是自然获取，即从大自然获取无主之物，二是继承、赠与，三是从自愿交易中获得。个人的有限性使得个人只能在非常狭小的领域中使用其生命和资源，其产出必然单一且量少。惟有依靠交易，才能使人类的丰富需求得到满足。于是，在私有制自然法基础上，又衍生出契约交易的法则，即当交易满足下述两个条件便是正当的：一是物品的所有权是明晰的，即归属交易者的，二是交易行为是交易者甘心自愿的。通过合法交易获得的财物属于正当的私有财产。产权明晰和自由交易契约这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也是社会治理要遵循的重要规则。

参考资料：

1、《圣经》

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3、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9月

4、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年5月

5、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本》，同心出版社，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