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解读2015年颁发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探讨公安院校警务英语课程的发展方向,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可构建警务英语课程的生态系统,从而优化警务英语课程设置,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创新混合教学模式,保持警务英语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动态平衡性和开放性。
简介:我国受贿罪刑罚评价所采取的“数额或情节”模型引发了数额与情节相融路径的追问,在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解释》)改造为“数额”标准和“数额+情节”标准之后,数额在评价标准中的基础性地位并未改变,因此,防范情节的另类虚置以及实现情节合理地细分刑罚的功能成为融合径路的必然要求。但是《贪贿解释》存在设置缺陷:将预防刑情节设置为加重刑罚的依据有突破责任刑限制的风险,不同刑档加重情节的同一化设置以及受贿情节适用规范的阙如,未能有效解决受贿罪数额与情节理性融合的实践诉求。解决上述融合难题,应以并合主义刑罚根据论为基础,区分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对受贿罪加重情节设置予以修正。
简介:国家治理除了具有整体性,也有其地方性。既有的学术话语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地方,分别是横向区位意义的"地方"和纵向层级意义的"地方"。针对北方草原实施的草原政策,随着从发展型话语向保护型话语的转变,看似突出了地方主体,但这两类草原政策的内里都是"国家中心"的话语逻辑,其根源在于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历程本来就是国家力量挤出横向地方而建立纵向地方的过程,从而在事实上决定了地方知识并不具有独立施展作用的空间。从规范的制度安排上看,地方政府或基层政权作为中央政府或整体国家在具体地方的代理人而具有自主性,但是从政权运行的逻辑上看,基层政权更多表现为服从性,尚不具有那种跟地方社会彼此嵌套、彼此咬合的地方自主性。化解当前围绕草原政策所存在的政策辩论、促使地方知识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从而推助其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在研究话语上倡导"应该重视地方性知识",还有赖于实现两种"地方"及其各自蕴含的国家治理思维之间的转换。
简介: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是现实中较为常见的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一方面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害法治。这类违法行为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防范,究其原因是现行管理行政模式下的法治手段存在信息收集不及时、成本高以及监管者能力有限等不足。针对该问题可以引入行政参与制度予以治理。行政参与制度是不同于事后责任制度的事前治理制度,引入行政参与制度应当将设定行政参与权、参与事项、参与程序作为内容,将遵守国家秘密、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利益作为其参与限制。而落实到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还应当就信息公开、参与范围、参与程序、参与责任以及参与救济制度进行完善或建构。
简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建设为厦门市"多规合一"工作奠定技术基础,而"多规合一"工作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建设提供治理需求。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以"美丽厦门"为统领,明确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空间战略方向;"纵横联动"提效率,建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基层协作机制;"线上线下"相结合,优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项目审批流程。下一步,应借鉴国内外城市规划信息管理经验,做好厦门市"多规合一"的循证实践;专注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数据融合,强化厦门市"多规合一"的技术对接;不断完善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配套制度,探索厦门市"全域合一"的改革路径,以厦门市"多规合一"工作为支点,走出一条具有厦门特色的政府简政放权之路。
简介:工商企业等非传统主体如何影响基层政策议程的源流并打开"政策之窗"?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参与观察跟踪研究北县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政策议程设置,探究企业介入基层政策议程的过程及其结果。研究发现,既有治理环境下企业对于基层政策议程设置的参与是我国政策过程"选择性开放"的结果,企业参与目标在于绕过市场机制谋取制度优势以获得超额利润;在复杂的主体利益关系模式下,企业强化并推动源流的汇聚仅能打开议程设置的"机会之窗",其还需推动形成利益均衡的"共识之窗"才能真正打开"政策之窗"以实现政策议程的实质性设置。本文的创新在于对多源流理论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模型进行优化,并析出多元主体介入背景下基层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文章重点关注被选择直接参与政策议程企业的影响力发挥,对未被选择的其他企业如何在政策参与的"二线"对基层政策议程产生影响则暂未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