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陈兴良/编定价:35.00元《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法条索引版本书以《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下卷)的指导案例裁判要旨作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及其相关规定编纂在一起,从而提供了另一种罪名、法规、刑事案例裁判要

简介：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作了第二次修正，此次修正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四种特别程序之一加以规定，并明确了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和效力，使刑事诉讼规则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近年来研究“刑事和解制度”的文章层出不穷，但刑事二审程序中的和解却未得到司法实务界的重视，理论界对之研究也付之阙如。然而刑事二审和解已经逐渐影响到原有的司法生态，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亟待人民法院予以总结。基于此，笔者尝试对构建刑事二审程序中的和解制度进行探讨，希望对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二审程序，提升司法公信力有所裨益。

简介：毒品案件侦查谋略具有隐蔽性、迷惑性、针对性、灵活性、实施目的的限时性和施谋对象的不完全确定性等特性。毒品案件中运用侦查谋略的必要性是由毒品案件的特点和我国公安边防缉毒现状所决定的。公安边防部门在侦查毒品案件时常用的侦查谋略主要有巧设圈套、引蛇出洞;以惑诱错,示假隐真;欲擒故纵;巧施离间,分化瓦解;将计就计,攻其不备,以奇制胜及深入虎穴,内外夹击。毒品案件侦查谋略运用中应注意胸怀全局,周密计划,随机应变,因势制敌,依法施谋。

简介：现阶段影响金融秩序稳定的因素很多,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复杂多变,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任务十分艰巨。一些金融机构擅自运用客户资产进行高风险投资,严重侵犯客户资产的安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犯罪行为危害极大,公安机关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公安机关针对此类犯罪的特点,选择合适的侦查途径与取证措施,是成功侦办的关键。

简介：我国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之时有着较大的功能预期，虽然新《刑诉法》出台后，该制度正式入法，但司法实践效果参差不齐，由于一些基本问题的不清晰，甚至出现一些偏差。合适成年人相对于法定代理人是一个范畴更广的概念，合适成年人是独立的、合适的、积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讼参与人，实践中应保障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前期沟通，合适成年人应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己任，敢于发声监督，其职责不宜延伸至社会调查和社区矫正阶段。

简介：我国虽已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因法律规定较宽泛,致使实务中操作时存在分歧。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要满足打击犯罪行为的需要,又应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要建立防止非法证据产生的预防性机制,明确非法取证方式和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规则,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机制、完善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

简介：为客观分析刑事和解的运作效果，在这里我们借助案件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以具体的法律案件为分析对象。抽取若干“法律量”，通过对“法律量的变量”的分析，以期说明刑事和解中的各种因素是如何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起作用的，我们在法制日报找到了一个和解成功的案例。

简介：报复型犯罪是犯罪人在报复心理的支配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刑事被害人在遭遇犯罪侵害后，由于种种因素可能实施报复犯罪，从被害人转化成新的犯罪人。刑事被害人报复犯罪的预防对策：建立被害人心理干预机制：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提高其对自身主体地位和诉讼结果的认同度；充分运用诉讼保全与先予执行措施，提高刑事被害人的受偿度；建立国家救助与社会援助制度，缓解被害人生活上的物质窘况。刑事被害人报复犯罪预防的实现路径：制定专门的被害人基本法，明确被害人权利和保障程序；成立被害人事务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被害人的救助和犯罪预防；发展、完善社工制度，加强对被害人的社会救助；建立稳定的资金渠道，确保被害人工作的有序发展；建立健全预防犯罪的道德教育体系，削弱、清除报复犯罪的内因。

简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有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与纠纷、促进社会的繁荣与稳定的制度设计,都应当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刑事和解这一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教育改造加害人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便成了必然选择。在检察院提起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的范围和内容等问题的立法完善,更是整个刑事和解制度的重中之重。

简介：<正>在众多国家里,迅速地审判一直被当作诉讼制度的理想,重视和广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要求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庭审,这一规定使得检察机关在运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过程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成为可能。但检察机关如何使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深人探讨。

简介：中国刑法第三章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其生产和销售行为在主观要素的"明知"上存在着差异,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明知"的认定需要借助刑事推定来确定,因司法解释对该主观要素的推定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来以小见大,借以帮助认识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主观心态。但是,刑事推定不可以被滥用,因为刑事推定极有可能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结论,因此应当谨慎使用刑事推定,取得刑法保护社会机能和保障被告人人权机能之间的平衡。

简介：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实施刑法禁止的犯罪行为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④以及是否适用未成年人特殊刑事司法政策等刑事处断中的关键问题，因此，高度重视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已成为检察机关的共识。以我市某区院为例，2011年至2013年提起公诉的未成年被告人中，经审查后改变公安机关认定未成年人出生日期的占总人数的20％。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面对诸多用于证明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检察机关在审查及采信时仍然会难以取舍。

简介：转型时期,中国最近20年的无罪判决率已下降至0.26%,高达99.74%的定罪率可能隐藏着无罪案件.本文利用两大数据库（Forejustice和CWC）公布的5157个错罪案例,说明刑事无罪错案在全球的普遍性.从各国数据来看,英美国家似乎更多.研究发现,法治进步虽有助于发现错罪,但没有彻底阻止错罪发生,全球近30年的无罪错案呈上升趋势;美国错罪受害人平均被监禁11.58年,错罪主要集中在杀人和性犯罪.研究指出,尽管有天价赔偿的少数案例,然而英美国家大量错罪赔偿无法律支持,美国97.1%的错罪受害者没有得到赔偿.中国1994年已出台国家赔偿法,并制定明确的赔偿标准.面对全球刑事错罪的普遍性,中国应勇于面对刑事错案,积极赔偿错罪受害人.

简介：文章立足于实证数据,对近三年B市C区侵犯商标权刑事案件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梳理出当前办理侵犯商标权刑事案件过程中司法机关之间存在分歧的问题,并从三个层面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罪名竞合、数额认定、侵权鉴定及物证固定四个方面做了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建议。

简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这一特别程序,实现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制度化、司法化.强制医疗制度可以使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医治,有效地减小其社会危险性.新刑诉法实行一年多来,强制医疗程序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证明对象范围太过狭窄、证明责任主体不够明晰、证明程序问题存在不足、精神病鉴定机构以及鉴定方式尚不完善,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简介：人身危险性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兴起而产生的，并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人身危险性在刑事程序领域中的适用仍没有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刑事程序的视野下来研究人身危险性问题将会给人身危险性理论自身的完善起到推动作用，构建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预防体系，并将其与刑事司法体系区分开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简介：在社会转型期,刑事自诉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性价值,可以避免公诉权的弊端、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刑事自诉制度具有经济性价值,能够节约诉讼成本并使国家司法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和利用;刑事自诉制度具有刑事立法及司法的原则性价值,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适用平等原则及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刑事自诉制度具有伦理性价值,它彰显了人伦与人性的回归,在社会转型期新熟人社会中能够有效恢复社会关系,并承载了亲亲相隐的伦理规范;刑事自诉制度具有政策性价值,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简介：<正>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只是在自诉案件中存在着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中不存在当事人和解的法律空间。但是,在实践中,各地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试验,对特定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问题进行探索。学术界对刑事和解的研究较为活跃,不仅借鉴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理论对实践中的创新进行理论论证,同时也研究了实践中的一些乱象并提出应对建议。我国2012年对刑诉法进行修改,构建了公诉案件中的当事

简介：随着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当代法学界对于诉讼中程序与实体的关注逐渐升温。传统诉讼观念“重实体轻程序”开始受到批判。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更进一步的在立法层面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代表的一系列保障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为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内涵及外延，准确而全面地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非法证据的规定进行分析就显得至关重要。

简介：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和刑法的实践扩张预示着我国刑法的功能正逐渐由惩治转向惩治与矫治、预防兼顾。“人肉搜索”入刑符合我国刑法的这一功能转型趋向。“人肉搜索”的主体包括搜索行为的发起者、公民个人信息的提供者和搜索服务的提供者，其中公民个人信息的提供者是“人肉搜索”定型化行为的责任主体。“人肉搜索”的责任主体模式存在分散模式与统一模式之分。当前情况下，分散模式符合我国刑法功能转型的现实需要，我国应考虑在《刑法》第253条之一第1款之外，设置一个普通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