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食品科技创新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今食品科技创新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鉴于食品对人类生活意义重大，法律对食品科技创新不能只持鼓励的态度，而应对食品科技创新设置安全的底线，并将其成为食品科技创新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安全是所有科技创新的内在价值，《专利法》第22条对此为我们提供了制定法的文本依据。

简介：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案件在实践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对此问题在借鉴参考国外理论与相关规定的同时，研究更要有针对性，围绕“本土问题”展开才有实际意义。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纠纷观”与法院的“案件观”存在一定冲突，此类案件中应当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以何种依据主张权利，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处理需要平衡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利益，以达到纷争的妥善处理。

简介：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但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逻辑缺陷：和解与刑事领域公法性的冲突；依据可能判处的刑罚决定是否能够和解是典型的由果导因的错误思维方法；被害人得到赔偿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罚相对应，在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能力的比拼，既会导致同案不同罚的结果，也存在对加害人人格歧视的不公平；赔偿的积极与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悔罪以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提高被害人地位与刑事和解制度没有推导逻辑，不能作为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在评价刑事和解制度上，有必要澄清契约自由、个体本位、恢复正义等相关基础概念，进而为反思该制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简介：<正>中国古代的等级法观念,自夏、商,周三代开始萌芽,至近代数千年而不衰,其影响渗透到立法、执法乃至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国人心理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剖析,可以使我们对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异同有更深的理解。

简介：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系法律规定依审批生效的合同之一。在实践中．存在实际交易的合同与经审批的合同不一致的情况，对该两份合同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效力等问题．现行法律法规均未有明确规定。本文通过对宁波金国宝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的分析．就外商投资企业中股权转让的有关法律问题作一理论探讨。笔者认为。在股权交易方已经按照真实合同所确认的金额进行交易并履行完毕，阴阳两份合同之间的差异得到实质弥补。并且股权转让的行为也已获得审批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未经审批的涉外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并且生效。对履约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各方当事人均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简介：不动产登记制度可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两个方面来构造，前者具体包括：登记机关、登记官、登记簿；后者具体包括：预告登记、本登记、异议登记。从微观层面看，空间构造和时间构造的具体制度安排都可通过进行制度选择而更有效率；从宏观层面看，空间构造和时间构造的整合，将使制度资源达到充分利用。从而产生制度的规模效益，这也是一种高效率。中国不动产登记法应该合理设计，使登记制度更有效率。

简介：<正>何秉松教授主编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一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出版),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上对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阐明了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归责方式与原则,并对我国刑法上规定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和解释,从基本观点到具体论述均有所突破和创新,是刑法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部理论著作。本书的重大突破,是提出了“人格化社会系统

简介：李继华、冯铁金等编注的《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一书，对曾经发表过李大钊文章的报刊进行了重点搜索，对那些没有署名，或虽有署名却难以确定作者的文稿进行深入辨析，考证出部分文章应该为李大钊所作；同时收录其他学者发现的李大钊轶文，一并汇集于《辑注与研究》之中。该书的主要特点有：广泛搜集，力求完备；搜考结合，结构完整；创新与存疑并重。

简介：刑法对偷税罪成立标准的规定存在着重大的立法漏洞,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直接修改立法的瑕疵,在立法修改前,应对立法漏洞造成的错误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设法弥补,将能纳入目前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偷税行为按照犯罪处理。

简介：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创立了"纯粹法学",他反对在法学研究中掺入任何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一贯倡导法学研究的纯粹性.在一书中,凯尔森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存在三对矛盾,因而得出布尔什维主义在实践上是极权主义的结论.但是事实上,凯尔森所谓的三对矛盾都是他主观臆造的产物.因此,凯尔森以主观判断得出的结论代替客观事实进行政治学研究,恰恰违背了他自己所提倡的方法论准则.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制定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强化检察机关对逮捕的监督和制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实现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分离。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主要由各个承担诉讼职能的办案部门负责,这种审查权的配置模式使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混同运行,无法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性。该解释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存在矛盾。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立法意图来看,由相对中立的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是较为理性的选择。检察机关可以考虑设立诉讼监督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由诉讼监督部门负责,以提升审查的实效性和正当性。

简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一方面肯定均未交付时登记可先于一般债权人取得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一方面又规定交付优先于登记取得物之所有权。交付产生的物权变动公示效力小于登记产生的物权变动公示效力,法律却规定交付的买受人优先于登记的买受人取得所有权,这显然违背了法理。登记的公示效力具有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仅登记不为交付亦可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且该变动具有对抗效力;登记对抗的实质是对物权变动相对人未为登记时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优先取得物权的提醒。间接交付不转移物的实际占有的情形下,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大大减损。因而,有必要根据交付的形式区分善意取得的具体构成,以达到均衡当事人之间利益的目的。

简介：混淆可能性是否是商标混淆侵权判定的标准,目前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混淆可能性是商标混淆侵权判定的标准。而另有观点认为,判定商标混淆侵权不一定需要借助于混淆可能性。只要系争双方标识相同或近似,并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类别上,就构成商标混淆侵权。根据商标的本质和功能原理以及商标的相似性、商品的类似性在消费者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混淆可能性应是法院据以判断混淆侵权成立与否的标准,商标的相似性和商品的类似性是判定混淆可能性是否存在的考量因素。我国2013年新修订的《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厘清了商标的相似性、商品的类似性与混淆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肯定的立法改变。

简介：2011年8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颁行以来，离婚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约定赠与方任意行使撤销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受赠方权利无法实现，背离了当初选择协议离婚的初衷。虽然《合同法》已经明确规定涉及婚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于该法，且这种认知在我国被普遍接受。但是法律都是相通的，不同的部门法之间有个性也会有共性，既不能抹杀个性，也不能对共性视而不见。为了保障离婚协议约定内容的具体实现，文章首先厘清了《合同法》与《婚姻法》的关系，进而论证在离婚协议中设定违约责任条款是可行且必要的，从而得出赠与方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之结论。

简介：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越来越多地将婚姻中的房屋界定为夫妻一方所有,其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鉴于婚姻住宅对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从呵护婚姻、稳定家庭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法律保护,即赋予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居住权、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简介：《伯尔尼公约》中的表演权可以规制“以任何手段向公众传播对其作品的表演”，其中包括通过网络对作品的表演实施非交互式传播。我国《著作权法》对表演权的定义直接源于《伯尔尼公约》，但立法者为表演权设定的调整范围，仅限于面向现场受众的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并不包括向表演发生地之外的受众进行传送的行为。同时，为了协调各专有权利之间的关系，也不应将表演权解释为可控制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中的表演权同样不涉及网络传播，但其定义应当修改，以避免与国际条约中相同用语的矛盾。

简介：

简介：我国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公诉审查制度都被虚置化。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第172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向法院移送所有的“案卷材料与证据”，从而重回79旧刑事诉讼法卷证并送主义的旧路。同时，该法第181条规定，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法院就得照单全收，开庭审判，庭前预断似乎成为必然。我国庭前预断问题的根源，在于独立的公诉审查程序的缺失，对公诉权的运作缺乏有效制约。公诉审查制度采用卷证并送主义是当今世界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以此为基础，立足本土国情，科学地构建我国刑事公诉审查程序，才能真正地解决庭前预断之顽疾。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是我国新刑法颁行以来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新法生效、旧法废止给司法实践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新法的溯及力问题。最高院2011年4月25日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但区区8条解释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本文立足于我国《刑法》第12条所确立的基本时效原则,辨析修正案（八）每一条文的溯及力,兼评最高院所发布的《解释》。

简介：在"组组通"项目框架下以村组为考察对象,以湘政办发(2017)65号文为例,考察了法治化治理视野中地方规范性文件对精准扶贫产生的效用及面临的困境,就地方规范性文件对覆盖村组和未覆盖村组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地方规范性文件对精准扶贫有明显的治理效用,契合了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节约了制度成本,规制了精准扶贫的识别和推进,为解决扶贫过程中的争议问题提供了行政裁决依据,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正当性事由。但地方规范性文件治理效果在覆盖村组和未覆盖村组之间具有明显拉大贫富差距的效应,对未纳入村组的影响尤甚,产生了所谓"争当贫困村组"现象,精准扶贫陷入教条主义倾向,扶贫的公平性、精准性与预期目的相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扶贫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亟需探索精准扶贫法治化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