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采用智力和人格内隐观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6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如下：（1）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大学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仅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2）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组合类型,采用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对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将大学生的内隐观划分为四种类型：智力/人格固存观型、智力/人格内隐观适中型、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四类大学生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除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与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外,四类大学生在人格内隐观上的得分也两两差异显著。（3）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而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低于其他三类大学生;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

简介：国外基于拼音文字的众多实证研究发现有阅读困难的儿童可能存在语音记忆方面的缺陷,表现为对文字信息而非视觉空间信息的存储困难。然而,关于普通儿童汉语识字能力方面,虽不少研究探讨到了工作记忆在其中的重要贡献,但目前为止依然对语音与视觉记忆在当中的角色没有一致的定论,也尚未有一篇元分析研究整合过过往的实证文献。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元分析的方法试图澄清两种不同的工作记忆在儿童习得汉字中的不同功能。结果发现,工作记忆与儿童汉语识字能力的整体相关为0.24;语音记忆与儿童汉语识字能力的相关是0.34,而视觉记忆与儿童汉语识字能力的相关仅有0.14。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以Wagner和Torgesen为代表的＂泛语音论＂的推测,也符合Perfetti和Dunlap（2008）的普适性的语音原则的预期,表明汉语阅读中代表着语音加工技能的语音记忆依然是汉字习得的核心驱动器。

简介：早期关于正义动机的研究多以西方、受良好教育、工业化、富有、民主社会(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democratic,WEIRD)的被试(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区分的理论基础,发现西方人表达个人正义动机多从独立的自我参照视角出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美好世界;而中国人表达正义动机却从互依或他人参照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整体是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和谐世界。近年来,主流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研究存在重大的取样偏差或自我偏差、情境偏差,其揭示的人类行为特征(WEIRD)也是奇怪的。本文利用元分析技术,对36个中国样本(N=8396)的个人世道正义观(自我参照)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他人参照)的相关系数和均值差进行效果值检验。结果发现,个人世道正义观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之间存在强正相关(r=0.64,Fisher’sZ=0.75),平均数差异显著,但效果值很小(d=0.20);进一步的调节变量分析发现,只有在非学生样本、弱势情境下(如生活逆境),被试的个人世道正义观得分才显著低于一般世道正义观,即认为'自己委屈、他人应得'。总之,中国人的正义动机呈现低自我参照、高情境区分的特点,并非'独立'或'互依'就能简单概括的。

简介：辨证论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特有的实践模式,是在证的作用场域、觉知现象以及相应的符号系统中展开的,其过程是觉知者与觉知对象的双向牵引与整体互动。通过对这一实践模式过程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医学医患关系的元建构是：觉知着的主体间互动。这一元建构模式决定了传统医学界不但提出医者仁术等对医家的要求,而且从如何择医以及如何求治等方面规范了对患者的要求。在现代医学从生物模式到心理社会生物全人医学模式转型中,这一元建构模式在互动场域建立以及疗效的互动性开发等方面为新医患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资源。

简介：通过对576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考察亲子依恋、分离-个体化对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影响中自我不一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亲子依恋除对同一性获得状态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外,主要通过自我不一致的中介作用对同一性获得状态和早闭状态产生正向影响,对扩散状态产生负向影响;（2）自我不一致在分离-个体化对同一性状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积极分离-个体化负向预测自我不一致,消极分离-个体化正向预测自我不一致,进而以自我不一致为中介对同一性状态产生影响;（3）亲子依恋依次通过分离-个体化、自我不一致的中介作用对同一性获得状态、早闭状态和扩散状态产生较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