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简介：由作为规则适用者的法院制定量刑的规范化规则（即量刑指南[3]）,关于量刑规范的制定,量刑实体规范的明确化同时也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进一步限制

简介：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

简介：<正>"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也是新时期司法改革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正确贯彻实施刑法所确立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则是"公正与效率"的应有之义。然而,刑法理论界和实践界长期"重定罪、轻量刑",将如何科学规范量刑这一调

简介：其中对于醉酒驾驶及飙车行为规定了统一适用醉酒驾驶罪的规定,三、国外关于醉酒驾驶罪的量刑规定,对飙车及醉酒驾驶等行为的刑罚适用问题进行了规定

简介：量刑建议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建议应该以确定性为常态。无论是从量刑建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还是各方诉讼主体的心理预期考量，确定性量刑建议都要占优。确定性量刑建议可以防止量刑建议流于形式，不仅无损于司法权威，而且有助于确立司法权威和彰显司法公信力。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已开展一年有余,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亦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是试点工作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从宽”量刑问题,值得立法者重视。首先,应确定“从宽”量刑不得超过基准刑三分之一的最高上限;其次,不同阶段的认罪认罚案件应体现层级性特征;最后,应拓宽“从宽”处理渠道,尤其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应考虑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

简介：量刑基准是否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传统的量刑基准理论和确定方法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深化，这样才能科学地解决量刑基准规范化的问题。

简介：根据现行刑法中有关量刑的规定，司法机关在适用刑罚时不但要以犯罪分子的罪行轻重为根据，依照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合理量刑，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罚当其罪，而且对所有的犯罪人应一律平等量刑。刑法中同时又规定了大量的量刑情节，这些量刑情节对最后的刑罚适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何最大地发挥量刑情节的正面作用，又避免因过多地考虑量刑情节而对刑罚的合理裁量造成干扰，在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下实现量刑公正、合理，应当引起重视并亟待解决。

简介：<正>一、我国审判量刑程序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一)我国审判量刑程序的基本内容量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以及刑事责任的轻重,在定罪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及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量刑是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

简介：诉讼证据 发展方向 划分标准 收集方式 功能 运用 性质,言词证据的内容是陈述人直接或间接感知的和案件有关的事实,只要对其中查明案件直接证实的事实

简介：摘要：情态证据一直以来都在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当代司法实践中却存在没有法律依据支撑的问题，其问题的重点在于是否要承认情态事实的证据能力。以科学为基础的情态事实和技术手段演变所形成的证据，是指专业人员依靠专业的分析工具来证明相关案件的事实，通过收集和解释整个人体的外在生理表现形成结论，而不受主观意志的控制。通过确定情态证据的证据资格，确立“限制使用”原则，可以肯定情态观察和情态事实在证据效力中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准确性。因此本文认为：情态证据一直以来都在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立法应将情态证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中，以便可以正式的应用。

简介：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需要控制,控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实体控制、程序控制两条路径。实体控制路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诸多局限性,而量刑程序控制引入诉权制约,具有明显优势,是量刑改革中趋于主流的选择与发展方向。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符合中国司法现状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量刑规范与量刑公正。

简介：　　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议稿》第36条写道,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

简介：刘钧是个美食拍客,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这天去烧烤店吃烤串,山珍美味,边吃边拍,好不享受。吃完一算,乖乖,三十串烤山珍,四百多块!刘钧不觉摸了摸脑袋：不对呀,点菜的时候,明明数得很清楚是二十三串,怎会多出几串来？服务员让数吃剩的竹签。刘钧一数,不多不少,正好三十串!难道是自己记错了？＂等等!＂刘钧突然一拍脑袋,拿出手机递给了服务员,＂这是我在你上菜时拍的。有照为证,数数是不是二十三串？＂服务员始料不及,顿时闹了个大红脸。此事一发到微信上。

简介：第一章警察打人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位置已经锁定,抓捕警力安排就绪,按说,成功就近在咫尺。破案抓人对于警察来讲,其实只是日常工作而已,就像演员作秀、医生看病、小偷窃物一样,再普通不过。那些所谓的神探、精英,往往都是影视剧加工之后的产物,就算有这样的人,在警察圈里也和别的行业一样,是相对少见的。

简介：一证据概念上的争论关于证据的概念，在苏联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先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初，苏联全苏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措施研究所组织编写了一部诉讼证据理论专著。配合这部专著的写作，苏联法学界又一次对证据概念问题展开了讨论。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苏联法学界有三种基本的观点：一是“事实说”；二是“反映说”；三是“两义说”。同苏联比较起来，我国法学界在证据概念上的争论则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我国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到1964年因“社教”开始而中断。这并不是争论的结束，因而，1976年拨乱反正后又开始争论，并很快形成了高潮，直到现在分歧依然存在。在这场争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一是“事实

简介：刘钧是个美食拍客,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这天去烧烤店吃烤串,山珍海味,边吃边拍,好不享受。吃完一算,乖乖,三十串烤山珍,四百多块.刘钧不觉摸了摸脑袋:不对呀,点菜的时候,明明数得很清楚是二十三串,怎会多出几串来?服务员让数吃剩的竹签。刘钧一数,不多不少,正好三十串.难道是自己记错了?“等等.”刘钧突然一拍脑袋,拿出手机递给了服务员,“这是我在你上菜时拍的。有照片为证,数数是不是二十三

简介：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都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政证据又称行政执法证据或行政程序证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收集、调查和运用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则是法院在诉讼中为正确审理行政案件而收集、调查和运用的证据。显然，这是有联系、同时又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证据。两者之间的联系表现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同一性；两者之间的区别则主要表现为运用证据的主体、阶段。目的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正确理解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和法院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更好地运用证据，尤其是对于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和当

简介：证据衔接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我国特有的行政一犯罪二元体制划分的必然结果。2012年3月,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行政执法过程中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是必要的,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则是这两种程序衔接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从诉讼证据法的视角,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进行粗浅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