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南非共和国以其自身的地理、历史、政治因素造就了如今不同肤色、多个族群共存的社会状态。1994年,南非结束了长达48年的种族隔离政策,各肤色人群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然而,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并不等同于族群问题的消失,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族群之间的隔阂乃至分层仍然显而易见,在人口密集、社会交往频繁的城市地区尤为明显。当这一问题与城市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结合在一起时,人们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其影响,开普敦城市中的有色人＂镇区＂现象就是一个典型。＂镇区＂这一城市空间规划从种族隔离时代残留至今,作为某一群组聚居底边社区而被人诟病。该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南非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也表明其族群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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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文章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民族八省（区）贫困的原因,认为民族地区的贫困与文化有关。在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市场竞争机制、公司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资源利用等方面,民族地区文化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生态文化对精准扶贫也产生了一些阻碍作用。因此文章提出民族地区应该在文化自觉、自省的基础上,通过客观认识市场经济规律,立足资源优势,选择生产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打好扶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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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针对四川兴文县苗族旅游扶贫的案例研究发现,民族旅游扶贫中的吸引物建设有别于以市场为导向的传统旅游开发,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选择民族旅游吸引物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当地政府常基于上级政策和扶贫效果来决策,开发商则以低成本开发与清晰的产权为出发点,当地居民则以自身的可参与性来选择,而游客所青睐的是吸引物是能'舞台化'的'原真性'。因此,扶贫背景下的民族旅游吸引物建设过程,实际上是开发商在政府主导下综合考虑当地居民和游客诉求的结果,是一个兼顾各利益主体期望的旅游生产过程。

简介：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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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民族是建立在具有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化、地城、血缘、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交换样式是以经济维度为主线,由交换样式A（赠与的互酬）、交换样式B（服从与保护）、交换样式C（商品交换）以及超越上述三种样式的D组成,进而避免把资本、民族、国家的关系割裂开来的局限。民族的形成是基于交换样式A、B、C、D,分别从民族与宗教、民族与国家、民族与资本、民族与世界帝国的关系来进行考察,即民族是在宗教衰退之后代理了宗教的功效;主权国家高度集权带来的整合力促使民族的形成;民族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并对资本的作用形式进行反抗;民族是民族国家与世界帝国相对抗的结果。在民族形成之后,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形式在交换样式层面通过＂想象物＂发展起来。

简介：岷山道为历史上连接四川盆地与河西走廊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先秦至汉代为沟通黄河、长江上游的重要文明通道。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为长江流域直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主干道重要路段，唐以后至民国时期为汉藏茶马古道干道之一，为促进成都平原和川甘青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建设，再次沿古代岷山道构建连接成渝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沟通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大通道，岷山道将成为促进成渝城市群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带动川甘青交界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推进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的重要经济文化廊道。

简介：该文是麻国庆教授写给陈祥军博士《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一文之序。文中麻国庆教授针对游牧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诸多中肯与新的观点,对当下学界游牧社会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及学术价值。

简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治理边疆的丰富经验。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民族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汉族居于中心区域,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是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政治,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跨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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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以川藏公路和鲁朗社区为例,基于田野调查以探讨旅游语境中道路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分析道路变迁对沿线地方社区产生的影响,以及边缘地区如何借助道路变迁卷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借此寻找偏远社区去边缘化的基本逻辑。认为旅游发展背景下川藏公路实现了意义转变和功能重构,道路与社区的关系因而引申为景观空间乃至发展中的共生关系,社区被纳入道路旅游空间,实现旅游联结,推动社区从被动卷入向主动参与、从单向发展向多元现代化的转变。鲁朗社区也依托重要道路而进入国家政策话语中并构建政治联结,边缘社区借助川藏公路而实现'旅游中心化'及去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