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今年是费孝通先生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80周年,对《江村经济》的研究已经很多了,笔者拟选取家庭制度和财产权利这个角度,对费老的《江村经济》一文进行浅略地介绍和分析。

简介：公司治理结构受各国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决定，是一种“路径依存”型的发展，各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上都是在传统的框架内改良，是制度适应文化，而不是文化适应制度。依手独立董事的“一元制”和依托独立监事会的“二元制”各有其不同的存续背景和所应对的公司治理课题。前者重在解决“管理者剥削股东”的问题，后者重在解决“大股东剥削小股东”的问题。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背景和所面临的公司监控课题与“一元制”截然不同。在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不能解决其所欲解决的问题，监事会运作失败并非该种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制度运行机制不当的结果，因此，应当超越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异向思维，独立董事机制的引入应在传统框架中行动。最佳的选择是，许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以章程选择合适的监控机制，允许不同的治理结构在一国内部同时并存、共同竞争。

简介：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秩序，是由政统、道统、法统、社统等四个子系统共构。而成的权威秩序。在此共构的大系统中，政统发挥着整合的功能，在整个权威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法统得到政统的支撑，体现道统的价值理念，在国家公共领域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秩序，在社统区域维持最低限度的规范秩序。根据社会秩序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法统可分为三个结构性区间：暗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上层区域，政统发挥主导作用，法统的规则不明确，发挥的功能弱小；强力区，在秩序体系的中间层，规则明确、功能强大；衰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下层，有规范而难以执行，法统功能越是靠近边缘区域越是衰弱。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威秩序的解析，进而阐释中国古代法统与政统、道统、社统的共构机理，客观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局限性。

简介：布莱克斯通因其撰写的《英格兰法释义》在普通法传统和法律思想史谱系中居于重要位置。布莱克斯通之所以重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英格兰法释义》以一种清晰优美的著作结构,对此前杂乱无章的普通法内容进行了整合。本文试图对《释义》的结构来源进行知识考古学层面的考察,以此展现布莱克斯通在整合英国法内容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加深对于罗马法传统和普通法传统相互影响和交融等问题的理解。

简介：<正>一、中国传统民间调解的过去(一)民间调解在传统中国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是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反映,即在"礼治秩序"下乡土社会以内生性的社会模式来解决冲突和纠纷,①尽量避免诉诸官府。在此基础上,大量的社会纠纷通过民间调解的方式得到解决。到了革命根据地时期,民间调解依然是一项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简介：实证分析表明，大小非解禁虽然已持续近两年的时间，但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然而，变革中的市场、法律和政治所形成的合力将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从高度集中模式向相对集中模式逐渐转型。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阻碍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股权结构的转型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缓解提供了契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多种类型，比较而言，既有控股股东又有制衡股东的股权结构更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绩效，因此，它应当成为大小非解禁过程中政策引导的目标。

简介：马建忠的《法律探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法理学著作，是一部未受日译法律语词影响的文本。该书采用“法”、“律”分立的语词结构，“法”指一切规范及原则，“律”指制定法。随着日译语词体系的传入和实证主义法学的盛行，“法律”一词逐渐占据中心地位，从而取消了马建忠继承传统法思想并结合西方法所开创的法学思考方向。简要追溯中西法学史，证明“法”、“律”分立结构对应的法观念具有真实性，“法”、“律”保持意义差异和对立的张力是必要的。“法律”替代“法”和“律”，不是法律语词现代化问题，而是一个人为干涉语词自然发展的不成功的案例。

简介：本文以工业社会中工业事故和职业危害导致的人身伤害以及类似人身伤害的特征的分析为切入点,探讨受雇人人身伤害的赔偿与补偿问题,并通过受雇人人身伤害赔偿、补偿规则的历史演变,分析受雇人人身伤害权利救济方式的转变,即由侵权行为法向社会保障法的过渡及二者在受害人权利救济方式中结构的调整:现代社会中,侵权行为法在权利救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和社会保障法所占比重的上升是历史的必然.

简介：当事人结构对诉讼激励的法律构造有着决定性影响。诉讼当事人结构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在民事诉讼中,表层结构以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为其基本特征,决定着诉讼收益的有无;深层结构则表现为当事人在功能上的＂三位一体＂,决定着诉讼收益的归属。二者共同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激励机制内嵌于诉讼制度本身,激励着当事人的全部诉讼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结构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表层结构上从对抗走向协作,而且表现在深层结构上＂三位一体＂的破裂,从而形成社会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以及原告律师三者之间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困境由此产生。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高昂代理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原告律师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对象,而＂败诉方负担规则＂因同时具备正诉激励、滥诉预防与行为矫正三重功能而成为激励律师的最佳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