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经济权力配置得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权力能否得到有效实现。过多非经济因素的掺入与干扰导致当前许多经济权力的配置偏离了经济权力运行的本质要求。将“无知之幕”理论引入经济权力的配置中,可以从程序上最大限度地排除诸如部门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权力配置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实体方面,科学配置经济权力就是要尊重经济规律,以经济领域内待规制对象的经济属性为准则来重塑政府的经济权力配置模式。

简介：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职权配置的合理性不仅影响到刑事司法的公正、高效、权威，而且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三机关“平行站位”的做法看似公允，实则违背了刑事司法自身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中造成了侦查中心化、检察机关权力的虚高化、法院司法权威下降、控辩力量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优化配置刑事司法职权便成为我国目前刑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瓶颈和核心问题。具体建言是：一要构建独立公正的审判权．以求法院外部独立于行政机关。内部以法官为核心改革法院管理体制；二要优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建立检察机关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批准权．由法庭监督改为审后监督。

简介：本文从我国西部自然资源的现状和西部大开发的现实出发,认为对西部自然资源的法律配置,首先应根据自然资源的类型及其自身特点建立多层次的所有权体系,并运用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手段配置西部自然资源,从而实现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保护和管理.

简介：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在一定的时间内依法剥夺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由于它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自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批捕权的配置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检察、批准逮

简介：检察权配置的原则是研究检察权配置的基础性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简单列举、指导思想不明确、缺乏逻辑基础等缺陷。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强调对公权力的控制，而检察权配置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控制公权而保障人权。运用法治思维重构检察权配置的原则，以“三个兼顾、三个优先”为设定配置原则的指导思想，对于现有研究成果的缺陷予以补足。检察权配置的原则应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检察权配置应遵循四大原则，即合宪性原则、相对的权力分立原则、权力制衡原则、权力结构完整原则。

简介：证明标准是诉讼中极其重要而又难以准确把握的问题.为了将证明标准的研究推向深入,需要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证明标准具有无形性、模糊性、法律性、最低性等特征.证明标准的确定受诉讼证明的特殊性、案件的性质、事实的重要程度、证明的困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裁判者适用证明标准错误有把握标准过高和过低两种基本形态,它们都将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简介：关于自侦案件拘留权的行使,立法规定检察机关行使决定权,而由公安机关行使执行权。但现实中公安机关只是开具拘留证,并由检察机关代为执行。而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公安机关执行拘留,既无法对检察机关形成监督制约,也无法提升拘留效率。纵观国外拘留权配置,强调对侦查部门的制约是重点,且一般强调检察机关在自行侦查中对警察的指挥以增侦查效率。我国拘留权配置的优化路径也应从制约与协作出发。从制约出发,我国自侦案件拘留权的配置中应当强化侦查部门的对拘留权的事后监督和加强被拘留人的私权对拘留权的制约,而这种监督制约应从程序性保障方面着手。

简介：我国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在顶层设计方面不再区分标准适用的效力层级,但在司法裁判中,涉及标准之适用问题仍应作区分.标准与法律均为规范性文件,都追求秩序,但标准本身没有法律效力,尚需借助法律的力量以实现其对秩序的追求.在司法审判中,标准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仅作为证据.一方面,标准在民事审判中,不仅可以通过意思自治进入法律领域,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还可以补充法律、合同的漏洞.在民事审判领域,应当优先适用高质量要求的标准.标准还是侵权责任构成的客观事实要件,若违标致害,还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另一方面,标准在行政、刑事案件中,标准不仅扮演着“标尺”的角色,还扮演着“权利安全阀”的重要作用,故在公法司法领域,宜优先采用最低质量要求的标准,即强制性国家标准.

简介：<正>离婚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传统习惯的影响,或由于实际问题而使感情起了变化,或由于其他变故,远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美满良缘,总有一些夫妻由“有情人”变成“无情人”,因而离婚纠纷仍然是我国当前民事纠纷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而且离婚纠纷有时会闹得十分尖锐,往往一方坚决要求离婚,不离就要砍要杀;而另一方坚决不同

简介：本文针对我国现行纠纷解决制度中存在的因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导致的低效率问题，从纠纷解决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必须以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和利用为前提这一基本命题出发，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影响我国纠纷解决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并从纠纷解决制度的多元化结构、竞争化的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了重构我国纠纷解决制度的初步设想

简介：随着现代性的增长，特别是现代法治话语的勃兴，基于邻避设施的环境抗争在中国呈量级增长．这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与法治结构的变迁带来重要影响。基于惯性维稳思维，地方政府一般采用“专断一压制”型的管控模式治理邻避风险，这种模式减损了环境法律的社会功能，在实践中已呈现出诸多合法性危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趋势下，邻避治理必须在法权结构的合理与法权能力增进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协商的制度实践。构建一种“参与一回应”型的社会治理体制。该治理模式强调社会权力能力的增进．是一种多元、参与、合作的结构。经此，将各行动主体与环境事务联系起来，这是环境法治的基本方向与价值回应．也是中国环境邻避治理的基本选择。

简介：“结合实际，有的放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本刊结合自身情况，经长期摸索针对不同内容的稿件概括出来的选稿用稿标准。本刊编辑部许多年来一直按这个标准在选稿用稿，今后会更加明确地坚持这个标准。

简介：“结合实际，有的放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本刊结合自身情况，经长期摸索针对不同内容的稿件概括出来的选稿用稿标准。本刊编辑部许多年来一直按这个标准在选稿用稿，今后会更加明确地坚持这个标准。

简介：'结合实际,有的放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本刊结合自身情况,经长期摸索针对不同内容的稿件概括出来的选稿用稿标准。本刊编辑部许多年来一直按这个标准在选稿用稿,今后会更加明确地坚持这个标准。

简介：地方立法权的横向配置主要解决立法权如何在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2015年《立法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有所进步，立法权限不清的问题仍未实质改观。学界关于二者立法权限划分的二分法模式忽略了共有立法事项，缺乏“元标准”，对制度改进的指导意义有限。基于我国的立法体制，确立政府规章专管事项的三分法模式难以完全付诸实践。在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内，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只能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性法规保留制度，是当下划分二者之间立法权限应该努力的方向。《立法法》第七十六条稍加完善，便可将这一举措制度化。

简介：<正>在涉外经济纠纷案件中,双方承担责任的基础是过失责任,对于发生的损失,有过失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反之,即使发生了损害,当事人如无过失,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当然也有例外。当事人着想免除自己的过失责任,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利用法律规定,依法免除自己的责任。如国际航

简介：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诉讼阶段不同,认识的层次和阶段任务有所差异,这就决定了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同时,由于证明责任机理的存在,控方与被告方所负的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的性质不同,导致对控、辩双方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有所差异.另外,从诉讼效率及保护人权出发,对于不同的证明对象也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本文在考察国外立法例以及对相关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和层次性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简介：尽管我国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但我国法学界对如何设定证明标准仍存在较大争论，如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观点引起的巨大争议。本文采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详细阐述了证明标准的设定应使行政成本和错误成本之和最小化，并比较分析了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国内对证明标准的传统法学分析在系统一致性、全面性和可解释性上存在不足，而法经济学的比较分析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并提出被传统法学分析忽视但却影响证明标准设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举证责任人为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需付出的成本，即行政成本。将该分析框架运用到最高院公报案例廖宗荣诉交警案中，可以得到不同于原判决的新结论，即该案证明标准可以进一步提高，法院有充分理由判交警败诉。

简介：程序公正的标准在国外的研究由来已久，我国学得近来也开始研究之。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程序公正标准有所体现，但在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审判独立没有真正实现，控辩双方的地位不能平等，在庭审中未能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等等。

简介：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在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中不断得以扩张与强化，其与技术标准结合所形成的技术标准垄断，对市场竞争的危害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反垄断法予以规制。但产生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并无直接针对技术标准垄断的具体规则，导致法律适用中的严重困惑与障碍，难以适应新条件下控制技术标准垄断的要求。2007年8月我国颁布的《反垄断法》虽然规定作为知识产权垄断表现形式之一的技术标准垄断“应受”该法规制，但同样未能解决“如何”规制的问题。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现有制度体系中构建新的控制技术标准垄断的制度规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该制度规则概括讲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对技术标准中的知识产权人规定特别的反垄断义务；二是对技术标准制定与实施中的垄断行为予以反垄断审查与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