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及治疗。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编委会编委收治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患有盆腔肿瘤，接受过盆腔放疗；（2）肠镜提示直肠有炎性反应或溃疡。排除标准：（1）放射治疗前有心身疾病史；（2）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阅读和理解手机展示的问卷中的问题；（3）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主客观管理分析（SOMA）自评量表、躯体症状健康量表（PHQ-15）、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和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来设计《放射性直肠损伤心理调查》电子问卷。通过微信群将该问卷发给编委管理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本研究观察指标：（1）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采用SOMA自评量表，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轻度（≤3分）、中度（4~6分）和重度（≥6分）；（2）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分别采用GAD-7、PHQ-9和PHQ-15自评量表进行评估；（3）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结果共回收71份合格问卷，41份（56.9%）来自广州。71例患者中，男6例，女65例；年龄（55.7±9.3）岁，<60岁者48例（67.6%），确诊放射性直肠损伤中位病程2.0（1.0，5.0）年。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轻度18例（25.4%）、中度27例（38.0%）、重度26例（36.6%）。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发生率：无合并症的患者共12例（16.9%）；发生焦虑、抑郁或躯体症状障碍的患者共59例（83.1%），其中2例患者只合并焦虑、1例患者只合并抑郁、9例合并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焦虑+抑郁、4例合并焦虑+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三者并发者40例。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轻-中度组患者相比，重度患者的焦虑和躯体症状障碍的严重程度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43，P=0.032；Z=-2.045，P=0.041）；但两组患者间抑郁程度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Z=-1.176，P=0.240）。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分与患者的焦虑（r=0.300，P=0.013）、抑郁（r=0.287，P=0.015）及躯体症状障碍（r=0.344，P=0.003）程度均呈正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的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病率极高。有必要加强躯体症状障碍的诊断及治疗，以减轻患者盆腔会阴疼痛等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简介：摘要实体瘤的综合治疗业已成为成熟的治疗模式。在此模式下，诸多肿瘤如乳腺癌、肛管鳞癌、直肠胃肠间质瘤、直肠癌等都在经历手术范围缩小、器官保留需求增加的演变过程。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nCRT）后等待观察（W&W）是近年关注的热点话题。现有资料显示，对临床完全缓解（cCR）或预期有可能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的患者，采用W&W的策略多可获得与手术相近的肿瘤学结局，但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从肿瘤外科沿革的历程看，对直肠癌nCRT后W&W策略的获益人群筛选、方法改进、评估优化、风险防控等需要深入研究。鼓励医患共同决策、充分沟通及知情同意、谨慎开展临床研究及实践、积累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等，对推动此项工作至关重要。"主动性等待观察"理念的提出将有助于研究推进，亦须警惕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外科医师对于肠造口管理的观念、重视程度、手术策略及操作习惯。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应用问卷进行调研。调查全国范围内涉及肠造口手术的各级医院。目标科室包括普通外科、胃肠外科、肿瘤外科、急诊及其他涉及肠造口手术的科室。调查对象需为住院医师及以上职称并参与过造口手术的外科医师。问卷包括肠造口相关的5个维度：人员资质及科室培训、对造口并发症的重视程度、造口定位与造口位置选择、造口手术习惯、操作细节和对造口相关技术了解及使用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间，通过微信链接或二维码方式共发送调查问卷488份，回收467份（95.7%）。应答医院196家，涉及26个省份地级市。参与调查的医师在三级以上医院426人（91.2%）；所属科室包括：（大）普通外科130人（27.8%）、胃肠外科210人（45.0%）、肿瘤外科116人（24.8%）、其他涉及肠造口制作的科室11人（2.4%）。副主任医师以上311人（66.6%）。结果显示：（1）培训情况：在所调查的医师中，造口技术获取途径多为“导师或高年资医师传授”（83.3%，389/467），其次为“传授+图谱”（44.8%，209/467）和“自己摸索、不断改进技巧”（42.0%，196/467）。（2）造口并发症认知情况：99.4%（464/467）的医师都关注到了造口并发症与手术操作的相关性，46.7%（218/467）的医师认为所列举出的并发症均与手术操作有关。61.0%（285/467）的医师遇到过需要二次手术干预或危及患者生命的造口狭窄或梗阻。其次，79.0%（369/467）的医师认为，造口技术本身与并发症“密切相关”或者“比较有关”，且“大多可以避免”。仅有58.7%（274/467）的医师参加过肠造口并发症预防及治疗的讨论与培训；99.1%（463/467）的医师认为，医师和造口治疗师的联合培训以及并发症讨论有必要并亟待开展。（3）造口手术操作部分：未按照定位进行造口的主要原因分别为“造口定位不能兼顾戳卡孔（56.1%，262/467）”，“按永久性造口定位了临时性造口（50.7%，237/467）”、“定位错误或不合理（43.3%，202/467）”。（4）肠造口相关技术情况：知晓率总体较高，但常规采用率整体不高。其中，技术知晓率不足75%的有“管状吻合器造口”（64.1%，257/401）与“造口旁负压引流”（44.1%，177/401）。而在使用情况上，分别有65.6%（263/401）和56.4%（226/401）的医师在“永久性结肠单腔造口”中与“袢式回肠造口”中常规采用“黏膜外翻缝合技术”与“支撑棒”。对于预防性造口和永久性造口的固定及缝合层次上，较为认可的是缝合“腹膜（或后鞘）”（68.3%，274/401）、“前鞘”（54.4%，218/401）和“皮肤”（80.6%，323/401），较为有争议的是“皮下组织”的处理，分别有26.7%（107/401）和32.7%（131/401）的医师主张缝合。有81.5%（327/401）的医师认同缝合操作并发症的发生“不在缝合多少，主要看技术水平”。结论造口手术并发症与外科医师认知及操作相关，造口相关观念、造口手术操作习惯及造口管理异质性较大，造口专项培训不足，造口手术和管理规范化及相关研究势在必行。

简介：摘要预防性造口是减少直肠癌术后症状性吻合口漏的有效方法。约1/5的预防性造口存在无法还纳即预防性造口永久化问题，超出医生和患者的预期，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原发肿瘤进展、围手术期死亡、肛门功能不良和患者意愿等。导致预防性造口永久化可能的因素包括有症状的吻合口漏、患者年龄、肿瘤位置、新辅助治疗、肛门功能、肿瘤TNM分期、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以及医院因素等；涉及新辅助治疗前、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及随访期。充分的医患沟通决策、完善的肿瘤评估及患者功能评估、合理的综合治疗策略、细致的手术操作及质量控制和全程细致的围手术期管理等，是避免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重要环节。在治疗决策和患者沟通时，须清楚患者的诉求，避免不必要的保肛预期；对预防性造口永久化要充分告知。安全的手术操作、尤其是吻合，是避免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关键环节；术后吻合口狭窄的早期发现及干预，值得重视。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对MRI分层低风险直肠癌给予全程新辅助治疗后实施等待观察及器官保留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开展的一项前瞻性单臂二期研究进行初步分析。研究对象纳入时间为2016年8月至2019年1月。筛选基线评价为低风险度的中低位直肠癌[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2或T3a或T3b，且壁外血管侵犯（EMVI）阴性，且环周切缘（CRM）阴性，高、中、低分化腺癌]，给予为期1个月的新辅助调强放化疗（IMRT；50.6 Gy/22 f）+同期卡培他滨化疗，在4个月的等待间期，给予4次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巩固化疗，最终通过临床体检、直肠MRI、内镜评价、血清癌胚抗原等复查手段，明确肿瘤消退的效果，评效为临床完全缓解（cCR）或近cCR（near-cCR）的患者，实施等待观察疗法或器官保留手术。主要研究终点为：器官保留率和括约肌保留率。结果共38例纳入本次初步分析，其中男性24例，女性14例，中位年龄56岁。基线MRI分期：mrT2 9例（23.7%），mrT3a 14例（36.8%），mrT3b 15例（39.5%）；肿瘤分化程度：高、中分化腺癌分别为5例（13.2%）和32例（84.2%）以及黏液腺癌1例（2.6%）。患者治疗前癌胚抗原水平升高1例（2.6%）。调强放疗期间发生3级放射性皮炎1例（2.6%）；巩固化疗期间，发生3~4级不良反应18例（47.4%）。全程新辅助治疗结束后评效，cCR率为42.1%（16/38），near-cCR率为23.7%（9/38），非cCR（non-cCR）率为34.2%（13/38）。共20例（52.6%）cCR/near-cCR患者进入等待观察，其中4例出现局部再生。局部切除共4例，包括1例为再生后补救性局部切除。接受根治性切除13例（ypCR 4例）：新辅助治疗后直接行低位前切除（LAR）10例，腹会阴联合切除1例，再生后补救性LAR 2例。拒绝手术治疗共4例。中位随访时间23.5（8.5~38.3）月；至末次随访，器官保留率为52.6%（20/38），括约肌保留率为84.2%（32/38）；1例局部切除后患者发生肺转移。结论对MRI分层低风险直肠癌实施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巩固化疗的全程治疗模式，可达到较高的cCR/near-cCR率，并使该亚组获得50%以上的器官保留率。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根治性手术切除结直肠癌肺转移灶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4年1月至2015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63例结直肠癌肺转移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5例，女28例；年龄为（57±12）岁。病人均行原发灶和结直肠癌肺转移灶根治性R0切除术。观察指标：（1）诊断及治疗情况。（2）随访及生存情况。（3）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单因素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1）诊断及治疗情况：63例结直肠癌肺转移病人中，同时性肺转移6例，异时性肺转移57例。18例病人胸部X线片检查初始发现肺部可疑转移灶，经X线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T）检查进一步证实为肺转移灶，45例病人胸部CT检查初始发现肺转移灶。63例病人均行原发灶和肺转移灶根治性R0切除术。22例病人行纵隔淋巴结清扫，其中2例各有1枚纵隔淋巴结转移。所有病人术后恢复良好，未出现严重并发症。63例病人中，57例接受>6个月以氟尿嘧啶类药物为主的术后辅助化疗及靶向治疗。（2）随访及生存情况：63例病人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8~143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58个月。63例病人中，19例死亡，24例出现二次复发，5年复发率为38.1%（24/63），复发时间为18个月（3~58个月）。24例二次复发病人中，19例发生肺转移，3例发生脑转移，2例发生骨转移，2例发生肝转移。同1例病人可同时发生多处转移。24例二次复发病人中，5例行再次手术治疗，19例行化疗和放化疗。63例病人5年总体生存率为62.7%。（3）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原发灶部位、肺转移灶数目和肺转移灶切除术前癌胚抗原水平是影响结直肠癌肺转移病人预后的相关因素（χ2=4.162、7.175、6.725，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肺转移灶数目和肺转移灶切除术前癌胚抗原水平是结直肠癌肺转移病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2.725，2.778，95%可信区间为1.051～7.064、1.072～7.021，P<0.05）。结论根治性手术切除结直肠癌肺转移灶安全、可行。肺转移灶数目和肺转移灶切除术前癌胚抗原水平是结直肠癌肺转移病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3c、T3d、T4a和T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3和cT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1、cN2a和cN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Ras/Raf突变型（P<0.01）。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基于MRI影像组学的预测模型在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后中低位直肠癌病理完全缓解（pCR）中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临床诊断性试验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期间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并最终行根治性手术的38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和影像资料；男23例，女15例；中位年龄68（47~79）岁；有13例为pCR，25例为非pCR。将38例患者分层随机分为训练组（26例）和测试组（12例）进行建模。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直肠MRI检查，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特征、影像特征和影像组学特征，并构建临床特征模型和影像组学模型。绘制各个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以曲线下面积、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等来评价所构建模型。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原发位置和术后病理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本研究在38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中，从每个模态下感兴趣区域（ROI）提取了41个特征，包括9个一阶特征，24个灰度共生矩阵特征和8个形状特征。进一步分别从新辅助治疗前后弥散加权成像（DWI）和T2加权成像（T2WI）的每一个图像模态中提取41个特征，共纳入164特征。经过t检验和相关系数的筛选后，仅有4个特征得到保留。经过LASSO交叉验证后，仅有治疗前基线DWI图像的一阶偏度和治疗前基线T2WI图像中的体积这两个特征得到保留。应用这两个特征建立的预测模型在训练组和测试组的曲线下面积、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0.856和0.844，77.8%和100.0%，88.2%和75.0%，77.8%和66.7%，88.2%和100.0%。影像组学模型的决策曲线显示，采用该预测模型预测pCR的策略要优于将所有患者都看作pCR的策略，也优于将所有患者看作非pCR的策略。结论基于MRI影像组学构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直肠癌pCR预测模型，有潜力用于临床筛选或可免于根治性手术的直肠癌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