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及治疗。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编委会编委收治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患有盆腔肿瘤，接受过盆腔放疗；（2）肠镜提示直肠有炎性反应或溃疡。排除标准：（1）放射治疗前有心身疾病史；（2）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阅读和理解手机展示的问卷中的问题；（3）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主客观管理分析（SOMA）自评量表、躯体症状健康量表（PHQ-15）、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和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来设计《放射性直肠损伤心理调查》电子问卷。通过微信群将该问卷发给编委管理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本研究观察指标：（1）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采用SOMA自评量表，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轻度（≤3分）、中度（4~6分）和重度（≥6分）；（2）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分别采用GAD-7、PHQ-9和PHQ-15自评量表进行评估；（3）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结果共回收71份合格问卷，41份（56.9%）来自广州。71例患者中，男6例，女65例；年龄（55.7±9.3）岁，<60岁者48例（67.6%），确诊放射性直肠损伤中位病程2.0（1.0，5.0）年。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轻度18例（25.4%）、中度27例（38.0%）、重度26例（36.6%）。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发生率：无合并症的患者共12例（16.9%）；发生焦虑、抑郁或躯体症状障碍的患者共59例（83.1%），其中2例患者只合并焦虑、1例患者只合并抑郁、9例合并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焦虑+抑郁、4例合并焦虑+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三者并发者40例。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轻-中度组患者相比，重度患者的焦虑和躯体症状障碍的严重程度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43，P=0.032；Z=-2.045，P=0.041）；但两组患者间抑郁程度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Z=-1.176，P=0.240）。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分与患者的焦虑（r=0.300，P=0.013）、抑郁（r=0.287，P=0.015）及躯体症状障碍（r=0.344，P=0.003）程度均呈正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的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病率极高。有必要加强躯体症状障碍的诊断及治疗，以减轻患者盆腔会阴疼痛等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合并冠心病的结直肠癌患者根治性手术后发生心脏并发症的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4月至2020年4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接受根治性手术的449例合并冠心病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男性306例，女性143例，年龄（68.7±8.9）岁（范围：44~89岁）。统计术后心脏并发症，包括新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引起临床症状的新发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等。采用t检验、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心脏并发症预后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44例（9.8%）患者术后至少发生1次心脏并发症，其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30例次，新发心律失常19例次，心力衰竭9例次。经心内科会诊后予积极扩张血管、抗血小板/抗凝治疗、控制心率或利尿等支持治疗后，42例患者病情好转。术后30 d内3例死亡，2例死于心脏并发症，1例死于吻合口漏所致感染性休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80岁、合并2型糖尿病、急诊手术、二次手术、吻合口漏、术后肠道菌群失调、术前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升高与术后心脏并发症有关（χ²值：4.308~12.219，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年龄≥80岁（OR=3.195，95%CI：1.379~7.407，P=0.007）、合并2型糖尿病（OR=2.551，95%CI：1.294~5.025，P=0.007）、急诊手术（OR=4.717，95%CI：1.052~20.833，P=0.043）、术前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升高（OR=1.114，95%CI：1.018~1.218，P=0.018）是术后心脏并发症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急诊手术、高龄、合并2型糖尿病和术前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升高的合并冠心病的结直肠癌患者接受根治性结直肠切除术后发生心血管并发症风险较高。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重视术前评估、围手术期监测和及术后并发症的诊治，可降低并发症风险。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根治性手术行保护性横结肠造口与回肠造口对于患者吻合口漏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术前完成标准新辅助治疗；（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下根治性直肠癌手术；（3）术中经取出标本的辅助切口行保护性肠造口术，分为横结肠造口和回肠造口；（4）术后接受定期随访；（5）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肠造口术与直肠癌根治术非同期进行；（2）手术中无肠吻合过程，如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3）诊断时直肠癌已发生远处转移或合并多原发结直肠癌患者。根据上述标准，收集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收治的208例新辅助放化疗后采用根治性手术治疗，并行保护性横结肠或回肠造口的直肠癌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48例，女性60例，年龄（60.5±11.1）岁。根据选用的肠造口方式不同，分为保护性横结肠造口组（148例）和保护性回肠造口组（60例）。主要观察指标为吻合口漏发生率、发生时间和早发型吻合口漏分级（国际直肠癌研究组分级，A级无症状，不需治疗；B级有症状，可保守治疗；C级需二次手术）；其他观察指标包括造口开放时间和造口流量、术后住院天数、造口相关并发症及术后肠道菌群情况等。结果208例患者术后共发生吻合口漏28例（13.5%），其中迟发型漏（手术吻合后30 d发生）2例（7.1%），早发型漏（手术吻合后30 d内发生）26例（92.9%）。早发型漏中，A级漏11例（42.3%），B级漏15例（57.7%），未发生C级漏。保护性横结肠造口组与保护性回肠造口组患者吻合口漏发生率[12.8%（19/148）比15.0%（9/60），χ2=0.171，P=0.679]和早发型吻合口漏分级[A级：5.4%（8/147）比5.1%（3/59）；B级：6.8%（10/147）比8.5%（5/59），Z=0.019，P=1.000]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保护性横结肠造口与保护性回肠造口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引流管拔除时间和造口还纳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保护性回肠造口组比较，保护性横结肠造口组肠道菌群失调发生率更低[6.8%（10/148）比40.0%（24/40），χ2=34.503，P<0.001]；肾功能损伤发生率更低[0比8.3%（5/60），P=0.002]；造口周围皮炎发生率也更低[12.8%（19/148）比33.3%（20/60），χ2=11.772，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根治性手术时行保护性横结肠造口或回肠造口可行性和疗效均相近，但保护性回肠造口患者术后肠道菌群失调、肾功能损伤和造口周围皮炎的发生率较高，应予以重视。

简介：摘要目的对比中低位直肠癌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与腹腔镜全直肠系膜切除术（laTME）的近期手术安全性和远期预后。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首先纳入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前瞻性登记数据库2014年7月至2020年6月连续登记的接受全直肠系膜切除术的直肠癌患者，分为taTME和laTME两组，进行疗效对比研究。提取数据库中患者人口学资料、肿瘤学一般资料、新辅助治疗情况、术中情况及术后并发症、病理资料及随访数据。主要结局指标为吻合口漏发生率，次要结局指标为3年无病生存率（DFS）和3年局部复发率。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M（范围）表示。分类变量组间比较采用χ2或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在进行疗效对比时，对性别、体质指数、术前核磁评估分期、核磁测量的肿瘤距肛缘的距离、新辅助放化疗与否5个变量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以调整混杂因素。采用Kaplan-Meier曲线及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的DFS，并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中低位直肠癌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另外，收集上述数据库中自2017年2月至2021年3月连续登记的经肛操作由同一医师主刀完成的taTME手术病例，采用多维累积和（CUSUM）控制图绘制学习曲线。比较渡过学习曲线后taTME组与laTME组的疗效并分析这部分"成熟"病例DF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入组243例患者，182例接受laTME，61例接受taTME。PSM后laTME组和taTME组分别为52例，这两组在性别、年龄、体质指数、肿瘤临床分期、肿瘤距肛缘的距离、核磁评估的环周切缘及壁外血管侵犯、新辅助治疗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PSM后，与laTME组比较，taTME组手术时间更长[（198.4±58.3）min比（147.9±47.3）min，t=-4.321，P<0.001]，出血超过100 ml的比例更高[17.3%（9/52）比0，P=0.003]。taTME组术后吻合口漏[26.9%（14/52）比3.8%（2/52），χ2=10.636，P=0.001]及总并发症发生率[55.8%（29/52）比19.2%（10/52），χ2=14.810，P<0.001]均显著高于laTME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获取淋巴结数目及病理环周切缘阳性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全组中位随访24（1~72）个月，4例失访，随访率为98.4%（239/243）。laTME组3年DFS明显优于taTME组（83.9%比73.0%，P=0.0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3年局部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比3.6%，P=0.42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aTME手术（HR=3.202，95%CI：1.592~6.441，P=0.001）及术后病理分期Ⅱ期（HR=13.862，95%CI：1.810~106.150，P=0.011）、Ⅲ期（HR=8.705，95%CI：1.104~68.670，P=0.040）为影响中低位直肠癌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学习曲线分析显示：taTME手术在第28例跨越学习曲线。跨越学习曲线后的taTME病例与laTME病例PSM后显示，两组吻合口漏[6.7%（1/15）比5.3%（2/38），P=1.000]及术后总并发症[33.3%（5/15）比26.3%（10/38），P=0.737]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对跨越学习曲线后的"成熟"病例进行分析，taTME手术仍为影响中低位直肠癌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HR=5.351,95%CI：1.666~17.192，P=0.005）。跨越学习曲线与否并不是taTME术后中低位直肠癌患者DFS的独立影响因素（HR=0.954,95%CI：0.227~4.017，P=0.949）。结论taTME手术可能较传统laTME手术增加术后吻合口漏的风险且肿瘤学预后可能劣于传统手术。在学习曲线内行taTME手术更容易增加术后吻合口漏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