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犹太组织是参与和影响美国民权事业中的一支关键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约20年间,犹太组织通过内部优化整合,能力明显提升,并充分利用美国国内外时局,开展了一系列被称为“群际关系运动”的民权行动,从整体上塑造了有利于少数族裔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参与“群际关系运动”中,主要犹太组织之间在理论认知、策略选择、主要途径等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犹太民权运动引领、支援了美国其他少数族裔开展的民权斗争,改变了美国主流社会歧视和排斥犹太人的态度和行为,有效提升了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政治地位,锻造了更加自信、成熟、强大的犹太组织网络,塑造了犹太人在美国社会政治中的自由派形象和声望。
简介: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越南陷入冷战后的安全困境。如何维护越共政权的稳定、如何走出经济社会的恐慌,越南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国际局势的剧变与安全困境的威胁迫使越南认识到时代特点已从冲突向和平过渡.已从对抗转向对话合作。从世界观,到经济领域,再到外交政策,越南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确立其“增友减敌”、“开放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外交政策。在战略上,越南注重地缘政治,回归地区,寻求以区域集体安全确保国家安全.确立了其与东南亚政策,并最终成为东盟中的一员。多元化外交与东盟成员身份,为越南政权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强调民族国家利益与区域合作则成为越南外交不断演进的一条主线。
简介:自“先锋文学”进入当代文学史以后,1987年(或1986年)便被公认为先锋元年。此后每隔十年,文学界便会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2017年作为“纪念先锋文学”的第三十个年头,以回顾、总结、反思为名目的文章自然必不可少。然而,如果我们将今年的文章与2007年前后的纪念文章稍加比对就会发现,大多数文章尽管时间相隔十年,但多数观点趋于雷同,论述逻辑也大同小异,一言蔽之,“先锋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成也“形式”,败也“形式”。这一论断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洪子诚先生的那本《中国当代文学史》,该书在“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二)”一章中指出,所谓的“先锋小说”创作现象,就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做的实验。“在‘先锋小说’中,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于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评论者通常认为,这一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实验’,它的观念和方法,与法国‘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的‘零度叙述’)、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创作有关。同时,被用来解说‘先锋小说’文体实验的,还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所谓‘反小说’”[1]。我们从中可以概括出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先锋小说”是中国大陆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股写作潮流;二是形式革命、叙述历险、语言实验等文体和文本意义上的自觉性,是“先锋小说”引人注目的共通点;三是“先锋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观念密切关联。这三个核心观点在此后30年时间中,经过众多文学评论从业者的数度转译和赋形后,逐渐形成了更符合当前意识形态规范和文学经典化需求的面目,即一�
简介: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市场运作,受到了彼时国民政府各种行政命令的干预。1947年上海举行的冬赈“义映”,就明显体现了这种干预对好莱坞“在地策略”的影响。在官方话语的介入下,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一起,以“义映”的名义,被迫参与了当时上海市举行的冬令救济活动。这次冬赈“义映”,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同时也暴露了中美电影在上海市场中的实力悬殊,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电影在市场竞争中的自我反思。
简介:二战后的澳工党历经了以加强党的团结为主题的第一轮变革、以执政能力建设为主题的第二轮变革以及以塑造身份特征为主题的第三轮变革。从变革结果上来看,澳工党的首要目标间或得以实现,但与“社会主义”目标却渐行渐远;澳工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跨阶级的支持,但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却严重下降;澳工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得到某些强化,但阶级利益代表功能却逐渐弱化;澳工党组织的运行效率得到提高,但组织基础却出现松动。从二战后澳工党的变革中可以认识到,政党变革要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为逻辑起点,要以处理好党的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为基本要求,要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重要任务,要以提升党的治国理政能力为价值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