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余三定教授系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云梦学刊》主编、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生导师、湖南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岳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自80年代初以来,余三定教授以一个学者应有的“虚静”心态,继承、发扬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唐代诗人的“苦吟”精神,在研究的道路上攀登、跋涉,一步一个脚印,持之以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有《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等专著和论文。本文是作者2009年台湾之行后的讲座稿,对台湾治学严谨、重视学术的风貌进行了介绍。亦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理性地探讨,同时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
简介:<正>怎样认识《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及其性质,这是评价瞿秋白的关键。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的同志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倒了“四人帮”一伙强加在瞿秋白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使秋白同志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了昭雪。但在重新评价秋白同志的历史功过的过程中,对《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及其主要思想倾向问题,有些分歧,现将这些分歧意见整理发表,并将《多余的话》全文作为附录刊出,以便于深入开展讨论。近年来,学术界发表的论文中,涉及到《多余的话》评价问题的,主要有以下几篇:《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第三、第十二期,先后发表了李洪林同志的《打破党史禁区》,陈铁健同志的《重评多余的话》,王维礼、杜文君同志的《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一九七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刊载了蒋铃、马鸿生同志合写的简讯《关于瞿秋白的评价问题》。一九七九年本刊第一、第二期先后发表了王关兴同志的《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批判“四人帮”对瞿秋白烈士的诬陷》和王亚朴同志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一九八○年三月廿一日,丁玲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一、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
简介:列宁“当他宣布新经济政策时,他一刻也没有说这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发展’或‘完成’。他非常坦率地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理解的一个错误,新经济政策是改正那个错误和完全改变方针。”——(匈牙利)卢卡奇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实行“新经济政策”,至1927年,这是前苏联经济学界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第一次高潮,它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经济问题广泛的探讨和理论的突破,也是史无前例。讨论是由列宁引发的。列宁在研究了新的社会环境,已改变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回顾战时共产主义的一切联系中介后指出,战时共产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符合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到新经济政策实施约半年的1921年10月,他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坦然地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点在我们党纲里却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基本任务。”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使国家摆脱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结束以后所处的“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简介:摘要:当今,学界尤其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学者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来审视工人阶级的变化,并由工人阶级生活的提高和舒适化来判定工人阶级的衰落甚至提出马克思阶级理论已过时的论调。在这一质疑之下,随之而带来的后果是“无产阶级革命何以可能”、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执政方式是否稳固的问题,面对这样的责难,必须予以回应,必须回溯到学界对“阶级”概念的关注和阐释上来。而“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概念,深嵌于我国政治实践历程当中,对“阶级”概念的理解关系到我国政治立场的指向和具体方针政策的落实。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阶级”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及形成,其与阶层、阶级意识的关系,以及在中国演变的历程及其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且达成了重要共识。对这些问题的厘清,有助于理解“阶级”概念背后的思想意蕴和发展轨迹。深化“阶级”概念的研究,既要以概念的发端为基础,又要与中国的政治实践历程相结合,建构具有时代感的话语体系,同时不仅要推进执政方式的创新,也要勇于面对国内外意识形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