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熙宁变法在现代历史视野中长期被关注的焦点是变革与保守的冲突,而本文提出,理性法制诉求是其变革求新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是其更本质的特征。这一本质特征呼应着北宋时期出现的各种现代特征,是中国历史内部自生的现代性内驱力,是现代法治文化的重要客观内容。关注和讨论这一问题,旨在反对一个普遍成见,该成见认为现代法治文化只根源于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历史笼统称为人治的、反现代的历史,因此法治建设只能简单复制西方现代经验和模式。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法治文化研究应重视中国经验。

简介：在70岁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文集里说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读了多少书,也没有写了多少书,不像龙卫球教授,不像在座的很多中年的杰出学者,著作等身,但我说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在这方面做了点工作。

简介：2004年的宪法修改应是我国宪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发展重大性的一个理由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宪法修改完善了第13条的财产权制度,一般称为＂私有财产权入宪＂。本文对六十年法制建设中宪法有关财产权规范,按其时间脉络进行一下梳理,简单回顾和分析不同时期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理等社会背景的演变。按新中国宪法发展的时代,分别对包括《共同纲领》在内的五部宪法文件的所有制和财产权规范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对所有权和财产权的六十年宪法发展作了一个总结,同时特别提到了八二宪法实施过程中的＂良性违宪＂讨论,强调了财产权认识的历史性问题。

简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既是顺应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还有一个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总体保持增长势头，受理事项涉及几乎所有行政管理领域，新类型行政案件不断出现并被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和裁判，基本实现了监督行政和保护权利的双重目的。但也存在受案范围的规定未普遍实现，原告告状难、立案难，原告胜诉率不高，判决规定未全面遵循，行政诉讼法一些规定流于形式等问题。行政诉讼制度运行所必需的一些条件尚未充分具备，这决定了近期的修改只能是精细化和非终极性的。

简介：一、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思想，视外来民族为蛮夷之邦。16世纪中叶以来，耶稣会教士传入西方科技，渐启中西接触之大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国签订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并丧失国家独立自主的法权——领事裁判权。中国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社会，因国际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危机下，于清季晚期，开启了一连串法制现代化的改革。　　法制现代化进入中国，第一步当属进行法律著作的“翻译”工作，最早翻译外国现代法律著作，应起于林则徐，林则徐于鸦片战争期间主持编译“各国律例”；其后，魏源于“海国图志”中，也介绍了西方

简介：20世纪末期,还居位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的蔡定剑写就《历史与变革》一书,将新中国法制建设成就与挫折做出一番梳理,并在此基础进行回顾与反思,最终结合西方法制发展经验提出中国法制发展所特有的阶段特征。但是,此文叙述是基于既定历史事实的梳理,亦或是作者臆断之下的演绎,在研读全书后,终须作出一番定论。

简介：1978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环境守法、环境参与和环境法律监督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7年国家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後，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式走向法治化的轨道。目前，无论是从环节上，还是从整体的判断指标上分析，或者从实效上评估，都说明中国的环境法制架构已经基本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要求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法治工作正在完善之中。完善的措施既包括立法完善工作，还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参与和监督环节的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工作。

简介：中国的法院有以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经验”。但中国的司法调解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发展中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司法调解，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司法调解，以及2004年以後以“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为特点的司法调解。不同时期的司法调解，有不同的特点和文化底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司法政策的演进，法院调解的某些做法也有必要从多角度进行检讨。

简介：对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在持客观态度的同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因此，笔者从历史角度对目前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中国检察制度历史渊源主要有古代御史制度、苏联检察制度和西方检察制度，对历史渊源追行客观评价对检察制度改革至关重要。在改革中，司法理念与制度建设具有互动性，二者既可能相互取利又可能产生冲突，只有以史为鉴，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检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简介：中国法院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于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独特的＂合一制＂组织模式。＂合一制＂指的是一种审判与（司法）行政彼此交织融合、由院长全面负责的科层化的制度安排。＂合一制＂一度对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社会中心议题及正当化机制从经济增长逐渐向社会可持续、综合性发展转变,司法行政与审判融为一体的组织结构已不合时宜。将司法审判从过度的科层结构和＂总体性＂框架中＂脱域＂出来,进而促进宏观政治社会的功能分化,应作为一种发展取向。

简介：中国古代民族法是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充分尊重和发掘少数民族自身的法律文化，又强调民族凝聚力和国家主权统一，既注重政策，又注重法律，既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又促进地方的法制化管理，有效地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简介：随中国古代讯问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刑讯的广泛使用,历朝历代均有关于讯问时使用刑讯手段的相关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不但依法律规定实施刑讯,甚至在法律规定之外＂创造性＂地采用刑讯手段。刑讯的直接目的在于取得口供,被追诉人的口供被认为是查明案件事实最重要的证据,也是案件能否作出最终判决的基础性要件。在这样的理念下,刑讯成为我国古代讯问制度的核心要素,中国古代讯问史不妨被看作一部刑讯的历史。

简介：回首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刑法学，是一段向异域学习的历史，是一段移植的历史，这段历史的轨迹也是很清晰的：德日一前苏联一德日。在“大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犯罪论体系”这一中国刑法学理论在近现代中国一百余年的命运，把握中国刑法学理论在近现代一百年间演变的脉络，从而可以看出所谓“未竞的循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是在痛定思痛后，所做出的理性抉择。

简介：德国历史法学派当历史开始迈入十九世纪的时候,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已在政治上确立了稳固的统治地位,为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开拓广阔的道路。在德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仍然是个落后的,实行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和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国家。相应的,启蒙思想家鼓吹的一套古典自然法理论,在先进国家变成已经过时的东西;而在德国,则还是有待宣扬

简介：在古汉语中，“权利”一词取贬义而用，且不具法律意义。及至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right被译为“权利”，“权利”才与法律发生关联，并取向正义价值。但是，中西权利观念并不吻合。中国学者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理解“权利”，并将其特定化为“民权”，之后才从法律意义上区分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始于晚清的权利观念制度化尝试，在民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实践。国民政府将权利制度体系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也在进行权利制度探索，但未能全面体系化。新中国成立不久，权利观念逐渐被极左意识形态化，权利制度建设被迫中止。改革开放以后，扭曲的权利观念才逐步得到矫正，权利制度建设逐渐成型，并走上了体系化的正确道路。

简介：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十世纪中国法治回眸张晋藩一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世纪不过是一瞬间，但在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里却充满了震古烁今的巨变，是以往几个世纪所无法企及的。就中国而言，从本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了危殆，而后经过辛亥革...

简介：中国古代的刑官群体在身份上都属于国家官吏，身份的复杂性远远低于现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可以被称之为“权力的共同体”，但权力的内容、结构、分工、内在的运行机制等则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探讨古今中西之别，会给当代中国的法律职业发展带来重大的启迪。

简介：<正>1997年12月13日,适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0周年祭。上午10时,南京各界隆重举行悼念仪式,防空警报器、所有交通工具汽笛一齐鸣响——声声鸣笛控诉万世罪恶,株株松柏祭奠千古冤魂。在此之前,南京市公证员协会接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申请,办理了一批特殊的公证——为150名大

简介：法源是具备权威理由或实质理由的裁判依据，形成具备不同分量的法源位阶，分别指向依法裁判与正当裁判的目标。各法学流派依认定的法源不同而对“法”有着不同的理解，私法法源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进化论理性主义与自生自发秩序，私法因包含阐明与未阐明两种正当行为规则而具有开放性特质。法源理论与民法方法论有勾连也有分工。罗马私法发展各阶段几乎涵盖后世知晓的所有法源形态，却最终衰退为法典编纂一种形式。《民法总则》第10条法源条款中的“法律”包含规范法源与准规范法源两大谱系以及具体规则与基本原则两种类型，“习惯”也应作弹性理解，习惯与习惯法只是程度差别。对于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则、基本原则、习惯等多元法源，需要建构起一套司法适用的步骤与方法。

简介：当前学者对土地财政的功过是非有一个共同认识：土地财政是一个利弊共存的制度安排。学者之间的分歧则在于，多数学者主张弊大于利，应当及时废除土地财政，少数学者则主张利大于弊，应当暂缓废除土地财政，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性制度之前，不能轻言废弃土地财政。主张暂缓废除土地财政的理由值得商榷。直接税为主的税收财政的实施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我国当前的城市化建设可以不依赖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并没有消灭土地食利阶层。事实上，土地财政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积累了严重的经济风险，导致了贫富差距，而且与我国当前的根本发展方向相违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延缓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妨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应当及时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