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家庭消费会直接影响生育选择,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Cass-Koopmans模型,构建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4年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验证,结果发现: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提高,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意味着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调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有计划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和统一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和保障妇女劳动参与等措施来实现。
简介:服务业繁荣与否已经成为评判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进一步深入探究服务业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1980—2014年服务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数据,应用协整理论、分位数回归、Granger检验和时变参数模型对服务业具体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并且在Tapio脱钩评价模型框架内,对样本期内服务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进行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能源消费和服务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不断变化的均衡非线性关系;在较高经济增长水平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比较小,不同服务行业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能源贡献弹性差异明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原因在不同服务行业不同;服务行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虽然总体上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有从弱脱钩状态向扩张连结和扩张负脱钩状态转移的趋势。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简介:近年来,中国工业部门出现难以化解的能源与环境矛盾,能源投入结构改革势在必行。首先,基于供给方视角提出并论证了能源投入作为生产要素对工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具体而言,在中国能源投入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的背景下,工业部门能源投入份额的差异会引发产出增长率的差异,进而产生结构变动效应。然后,基于RAS方法及结构离差方法界定了供给角度下中国工业结构主体变动路径,并发现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的变化;基于KLEMS模型及思想界定了工业部门能源投入状态,分两个时期研究了22个工业部门能源投入状态及变动情况。最后依据影响机理,将两方面研究结果结合在一起分别从动态、静态两个角度考察能源投入对中国工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能源投入促进了4个工业部门结构变动,对4个工业部门结构变动具有一般性影响,并对14个工业部门结构变动产生扰动性影响。在分析产生扰动性影响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建立能源价格市场机制、消除能源效率差异、优化能源投入结构等三大应对措施。
简介:在考虑声誉资本的基础上,依据研发投入结构将企业分为研究型与试验型企业,采用数理模型对如何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失衡问题进行探究。分析发现,试验型企业质量提升会促使其进行基础、应用研究,而研究型企业质量提升对其研究投入形成抑制。我国公共服务不完善、贫富不均与消费观扭曲的状况愈发严重,进而形成了创新绩效上的“马太效应”。此外,声誉效应会加大企业从事研发的动力。因此,调整企业研发投入结构时,政府一方面可以完善声誉甄别机制,引导企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在创新初期适当参与基础、应用研究,同时应加强现有专利保护制度,健全质量甄别机制,引导消费观念调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诱使企业踏上研究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