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其源于汉魏、肇基于隋、确立于唐.科举制度衰亡的主要原因是考试内容单词、形式僵化、监督机制不健全、舞弊成风、学校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等.我们要吸收科举制度中合理的部分,总结其衰亡的经验教训,提高应试者的素质,改革考试内容,完善考试形式,强化中央政府对全国性考试的有效控制,促进考试手段法律化与制度化,建立民主化的考试监督机制,加强考试部门的独立性.

简介：落实证据裁判，完善证据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在技术层面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对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建构。从比较法和制度史角度观之，排除规则体系主要是英国司法制度变革的产物。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一些诉讼程序变动为以排除规则筛选庭审证据这种管控方式，提供了发展动因。首先，陪审团的转型造就了二元管控结构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确立了制度空间。其次，证据成为危险性信息源，产生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实践需求。最后，激励对抗式举证和支撑言词论辩式庭审的需要，成为排除规则得以长远发展的程序驱动。对这些发展动因的制度史解释，能够为反思当代我国排除规则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供参照。

简介：<正>古代中国,礼刑并重,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出礼入法,刑匡一统。中国古代法制史,实际上是贯穿着以礼刑为中心的历史。独立的刑法史与其他科学的历史一样,是研究该科学产生、发展、演化规律的历史,一般都要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即:1.结构。是就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层建筑的演化,还是联系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来写。2.如何运用、取舍和解读史料。由于年

简介：公证是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公证公证的对象是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公证的目的是为了使公证的事项发生法律效力。所谓涉外公证是指在公证中当事人或公证的对象或文书的使用地中含有一个或更多的外国因素；换句话说，是指对法律行为及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因内容、当事人或使用涉及外国或外国人而依法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的行为。本文对我国涉外公证的原则、管辖、范围、申请、受理、公证书的出具、效力、认证等内容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简介：<正>1978年以前的中国法人结构,与东德十分类似,呈现出一个与国家计划管理体系相一致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1978年以来,这个金字塔正在崩溃,旧的体制在日益增长的改革的压力下正在瓦解。在这种压力下,不仅法规在频繁地变化,而且实践常常走在了法律规范的前面,法律规范的解释也随着实践相应地变化。否则就会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总之,在这个方面,法律处在不断地变化中,因而要对它们作出描述是比较困难的。这里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民法通则和目前的其它法规,然后指出其中的缺口和矛盾,最后对这个方面未来的发展情况作些探讨。

简介：<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以1982年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备,渐具规模。前不久,我国七届二次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以依法行政和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行政诉讼法。为了适应这一宪政发展趋势,本文拟从对宪法和宪法

简介：腐败发生的制度经济学机理及制度的固有功能决定了制度防腐是我国反腐败的必由之路。笔者在认真审视我国制度防腐现状及不足的基础上，对构建制度防腐的总体思路进行了宏观性的探讨。

简介：<正>成人公安司法院校大专层次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应如何施教?这是有待研究解决的一个教学难题。由于这一层次的学员思想比较解放,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知尚少,对各种社会思潮缺乏独立的辨别能力;他们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定的了解,但往往以此为满足,对历史的重大关节和深层次的问题认识肤浅,对曾经流行的对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非议和责难,真假不分,甚至误假为真。同时,因为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跨度长,内容范围广,而教学时数少(我院安排50节课),如果按照课本的内容逐章逐节往下讲,就势必如走马看花、蜻蜒点水,就无法解决学员存在的种

简介：对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在持客观态度的同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因此，笔者从历史角度对目前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中国检察制度历史渊源主要有古代御史制度、苏联检察制度和西方检察制度，对历史渊源追行客观评价对检察制度改革至关重要。在改革中，司法理念与制度建设具有互动性，二者既可能相互取利又可能产生冲突，只有以史为鉴，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检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简介：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的“和谐诉讼模式”直接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新依据。目前国内学术界不仅在行政诉讼调解相关概念的界定方面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对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本身赞同与否定的声音并存。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能简单地否定，应该加强域外相关制度经验的研究和借鉴，树立全面看问题的观点，立足于实践解决问题。

简介：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难以读到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之类的概念.应当从完善立法法所建置的法律解释制度的角度解决问题:赋予最高司法机关以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的地位,消弥法律解释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实际作用相疏离甚至相分裂的局面;明确法律解释主体的具体解释权限范围,划清法律解释同法律修改和补充的界限;改进法律解释运作程序;实现法律解释形式的规范化.通过这些努力,增进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

简介：<正>我国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在组织机构、职责权限等方面均有独特的创建。本文以秦、汉、唐三个时代为代表,试析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一、历朝统治者都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并且日趋完善。我国古代负责监察百官的称为“御史”。战国时,韩、赵、魏、秦等国所设置的御史,虽是国君基左右记事之官,但涉及百宫言行,已具有监察性质,至秦,中央设立监察机关——御史府,以御史大大为官,执掌“典正法度”,以御史中丞负责举劾监察,并派出御史监郡。《迪典·职官》载:“秦兼天

简介：传统违宪审查理论建立在分权制衡和防范多数人侵害少数人权利的基础上,难以解释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法规清理和法院对法规范的合法性审查具有维护法治统一和国家立法权的功能,并且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实施和狭义的宪法解释,是中国特有的准违宪审查模式。理解中国的准违宪审查现象也有助于理解启动正式违宪审查程序的约束条件。

简介：中国近代判例在文本体裁、汇编体例与适用方法上，较之于英美式判例和大陆式判例存在着着很大的差别。它完全依附于成文法，并有着明显的成文化倾向。这一特点是对明清条例制度的继承和回归，这一判例制度可以作为建立当代中国判例制度的参考。

简介：在罗马法上，优先权寓于法定抵押权制度之中；在法国民法上，优先权制度与法定抵押权制度并存；在日本民法上，优先权(先取特权)制度独立而成为一项完善的担保物权制度。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所以没有规定优先权制度，前者是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虑，后者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优先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社会生活实际之需要以及现有担保物权的特点，决定我国《物权法》应确立优先权制度。在立法模式上，日本立法例可资借鉴。

简介：<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人身权问题未受到立法方面应有的重视。例如1964年的民法草案,单纯以经济关系为民法调整对象,整个草案竟无片言只字涉及公民人身权。在实际生活中,公民人身权没有得到法律应有的保

简介：<正>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大国,又是一个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中国,最引人注目而又影响最大的社会保障工作莫过于生育保障。本文拟对中国生育保障的立法状况作一概略的分析研究,以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生育保障的特点及其深远的社会意义。一、中国生育保障的立法原则及其历史发展所谓生育保障,是指在承认并尊重生育的价值及其社会意义的前提下,在一国范围内对生育行为实行宏观指导和综合保护,以保持人口再生产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保证国家

简介：行政补偿是一种作为权利保障与利益平衡机制的现代法律制度。随着国家职能由秩序行政向福利行政的转变，行政补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已有多年行政补偿的法律实践，但在法治建构和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简介：五四前后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什么没有产生有效的现代宪政制度，因为我们缺乏形成和革新制度的能力。制度经常是利益斗争和调和的产物；制度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本共识基础上；制度的构建还需要法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制度本身的作用。

简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基本制度与理念的接纳与吸收，是一项具有创制意义的事业，但同时也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在对现代西方司法制度与当代中国条件的这两种解读之间作出选择并非易事。现代西方司法制度诉求的宽度为中国的法治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视野；但同时，司法制度的构成元素具有复杂性。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一国司法制度的设立，一般都与该国法制的历史文化相关。法官制度的建构应该与普遍认同的概念理念相符，在普遍认同的概念下，中国法官制度的理念才能有所创新。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向前发展，法官理性能力的不断完善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