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强奸型的强迫卖淫罪中,要区分情形,采取不同的处罚原则,即如果强迫卖淫者为了迫使被强迫者从事卖淫活动而强行奸淫被强迫者,该行为属于强迫卖淫中的手段行为,只定强迫卖淫罪一罪即可。但如果强迫卖淫者单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强行与被强迫者发生性关系的,应认定为强奸罪,并与强迫卖淫罪实行数罪并罚。同时,强迫卖淫罪应该认定为结果犯,如果强奸后迫使卖淫,但被害人没有卖淫,应该认定为强迫卖淫罪未遂,在适用强迫卖淫罪加重构成的同时,适用刑法总则有关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嫖客在明知到被害人是被强迫卖淫的情况下,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而应该认定为强奸罪,强迫卖淫者既触犯了强迫卖淫罪,又触犯了强奸罪,构成想象竞合,按照重罪处罚,即按照强迫卖淫罪处罚。

简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疑难问题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实体方面表现为新型涉众型经济行为的犯罪认定；程序方面表现为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交叉以及诉讼的拖延和重复。经济行为的新型化是导致行为定性疑难问题的原因；而司法协作不畅通是引发涉众型经济案件诉讼程序问题的原因。对于新型涉众型经济行为的定性，应当结合民商经济法，从市场主体资格、经营内容的可行性和真实性进行实质判断。通过信息沟通、监督和责任追究加强司法机关的协作，在实体和程序的结合中寻找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疑难问题的最佳方案。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就传统的盗窃犯罪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规定，对扒窃型盗窃犯罪进行了有别于以往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扩大了盗窃罪的适用范围。随之而来的是司法机关有关处理扒窃型盗窃犯罪的增多，作者结合有关实务经验，认为存在若干值得注意的实务问题，作者分别从公共场所的认定、随身携带财物的认定、扒窃数额及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主从犯的认定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既要考虑到人们的通常认识，也要科学适用司法解释以适应司法实践的发展变化，在不超出刑法条文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司法实务问题。

简介：索财型'绑架'在司法实践中广为发生。首先,必须对案件的性质作出分析,确认其是否存在债务,以决定能否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但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以司法解释有规定为由,直接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而应该具体地去分析数额问题,从客观行为样态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果与实际数额相差较大的,可以反映其勒索财物为目的的,应当认定为绑架罪,以正确适用刑法。此外,在此类案件中,如涉及共犯问题的,要根据相关刑法法理处理重合性和承继性的问题。

简介：目次引言一、司法公开的观念更新二、司法公开的制度变革(一)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讨论情况(二)上下级法院之间对具体案件处理的各种意见三、司法公开的实践提升结论引言狭义的司法公开限于审判公开,主要指庭审公开与判决公开;广义的司法公开则是指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方面的信息外,与审判有关的所有信息公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简介：＂能动司法＂从理论逻辑上说有成立和存在的合理性,但在不同的政治法律传统下,能动司法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而且实际效果可能南辕北辙。能动司法既可以成为法治秩序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人治在司法领域的代名词。对于缺少法治传统的中国法律实践,必须格外强调把能动司法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特别警惕借能动司法之名行司法人治之实。在形式主义、规范主义的法治观尚未扎根的情况下,法社会学作为＂能动司法＂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可能向人治社会的政法理论传统回归,能动司法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简介：<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各项司法改革措施,为我们破解影响司法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供了强大武器。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我们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改革的广度、深度、力度前所未有,全体中国人都为之振奋、为之鼓舞。相信随着改革的全面铺开,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简介：假想防卫不限于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实施防卫的情形，还包括正当防卫过程中的防卫打击错误。假想防卫存在两种认识错误过程：一是对他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错误，二是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错误，因此是一种既不属于法律认识错误亦不属于事实认识错误的独立的错误类型；但假想防卫的法律性质取决事实认识错误，因此其罪责形式应按事实错误处理，且应按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原理来确定，即：如果这种认识错误能够避免，对行为人应当按过失犯罪处理；如果这种错误不可避免则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能否追究其他法律责任还需研究。

简介：<正>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深入分析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研究和加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思路和措施,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工作进行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作出了重要批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大会上作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讲话。

简介：在《司法要论》一书中,刘练军博士从理论与实践两条主线出发,对当下我国颇受热议的司法理论进行了探讨,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在理论探讨部分,作者在分析具体理论制度的同时,直接或者间接地论证了本书的核心思想——在我国建立宪政意义上的司法的理论依据,并在对存在于我国的各种司法现象进行分析时,表明建立宪政意义上的司法的重要性。本书围绕该中心,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展开,对于提升相关理论研究水平、促进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司法权威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瓶颈，也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关键。司法权威是一种正当权威，它是权力与正当性的结合，是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是司法权的排他性与道德性、知识优越性的结晶。基于司法权威的这种性质，司法权威的实现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司法权力之保障所需条件，知识优越性所需条件，以及司法道德性所需条件。

简介：在中国法治语境下,能动司法强调在依法司法的前提下,司法审判活动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统一,依法裁判与案结事了的统一,因而体现了坚持服务大局与依法司法的统一,坚持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坚持回应关切与综合考量的统一,坚持开放引导与协同司法的统一,坚持规范司法与制度建设的统一。能动司法蕴含着促进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正义问题,思想家们众说纷纭,各具见解。实际上,讨论社会正义问题,必须密切联系社会主体赖以生活及其发展的社会条件。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社会正义乃是社会主体权利要求的制度化实现,是人类意识的载体形式。由此,社会正义拟可区分为制度正义、程序正义和行为正义三种类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必须始终高度关注和重视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维护社会正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能动司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内在要求。促进和实现社会正义,不仅构成了司法权的本质属性,而且已经成为能动司法的价值目标。在当代中国司法审判活动中,必须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和实施社会正义的能动作用,深入推进能动司法制度与机制建设,从而更加有力地维护社会正义。

简介：技术侦查作为一项新兴的强制侦查手段,在有效提升刑事案件侦破能力的同时,实施过程中对公民隐私权有较大的现实危害性。文章指出完善技术侦查立法规制的具体措施,明确指出建立技术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应从四方面入手,同时,指明案件当事人有效的侵权救济渠道,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简介：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矛盾和纠纷被诉至法院,由于司法程序缺乏必要的终结性,一些已决案件经生效裁判确定后,不断被申诉再审,导致社会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简介：7月5日至9日，应俄岁斯联邦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邀请，以沈敏所长为吲长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一行6人赴俄罗斯进行了访问考察。

简介：＂能动司法＂作为一个中国式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法律意识场景中的＂明辨是非＂与＂惩恶扬善＂的功能性期待和负载。理解＂能动司法＂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司法权的性质。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场景中,如何让＂能动司法＂内在性支持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才是问题的一个关键面相。而这个问题关涉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司法权＂独立行使＂,而不是来自其他非司法部门的干预,另一方面是司法权如何＂依法＂而不是依据其他非法律根据的行使。这两方面的问题所在才是＂能动司法＂在中国成为一个特殊性问题的根源所在。

简介：我国司法鉴定实务中重复鉴定、鉴定不规范现象凸显，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无法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约重复鉴定、规范鉴定行为的措施在于健全司法鉴定体制，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同时也需在证据制度、诉讼制度方面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

简介：当前,我国法官职务犯罪呈现高发态势,严重损害司法公正,降低司法公信。通过对法官职务犯罪的实证分析,发现法官职务犯罪在涉嫌罪名、犯罪领域、犯罪手段等方面呈现高度的相似性。导致法官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法官遴选机制和法院管理机制的缺陷、法官监督机制的缺失等。防范法官职务犯罪的出路在于构建廉政司法风险防控机制,包括重塑法官的法律信仰、改进法院管理体制、强化内部和外部监督等。

简介：<正>一、引言:刑法学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德国法学对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此,无论是外国还是德国本国的法学家都达成了共识。就刑法领域而言,早在百年以前,德国的刑法大家Binding,就曾言:刑法学高举着燃烧的火炬,法官和立法者都追随着它的光芒。[1]百年过去,当今的外国刑法学家在描述德国刑法之特点时,目光仍旧留在了刑法学对实践的巨大影响上。例如:英国刑法学家Bohlander在其所译德国刑法典一书中,正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德国刑法深受教义学之影响"。[2]美国刑法学家Dubber,在论及德国刑法时,以其本国刑法为比照,将德国刑法特征概括为形式化(Formalismus)

简介：刑法规定的防卫权须被放到司法逻辑中去理解，而司法逻辑的关键是辩护逻辑。如此理解所谓“事后防卫”，将导致事后防卫概念的重新定义。对通常所谓“事后”防卫予以合理出罪，不仅具有法理依据，而且具有法律根据。但是，这种出罪终归要通过犯罪构成来进行；而对犯罪构成，必须理清“要件”和“情节”的概念及其地位，尤其要按照司法逻辑的要求重视司法过程中情节性辩护所运用的规范违反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