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简介：<正>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发展到了孟子就转换为“义利之辨”,自孟子之后,“义利之辨”构成了诸儒反复研讨的基本问题。近几十年来,批评孟子的人,大都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辨”是鄙视功利,并据此把孟子说成是反功利主义者。孟子鄙视功利说能否成立,这是不

简介：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礞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简介：

简介：尚侈与崇利之弊常景和最近翻阅一些有关齐国的书，谈到齐国灭亡的原因时，其中指出了两点，我认为这两点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一是说齐国尚侈。在齐建立之初，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统治者一般还是很俭朴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步好起来，逐渐出现奢侈...

简介：先民信奉的术数有天启与人为之别。天启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天垂象，示吉凶”，人为则是以卜筮“决嫌疑，定犹豫”。龟卜繁难，筮占简易。殷人尚卜与周人用筮，实为不同民族的稽疑习惯。周人受封于商，殷周始有文化往来，而周人迁岐之后，殷人之龟卜乃行于周邦，但周人仍以筮占为主。周朝开国立基，依其传统的稽疑之法编纂筮书，称之为《易》，其命名之朔，正是着眼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而《周易》卦爻辞乃旧有之象占、星占及筮占甚至龟卜之辞的鸠合与改编，具有相当程度的加工与润色。六十四卦卦画符号的原初功能就是“纪数”与“检索”。内“贞”外“悔”的爻辞顺序，也是针对六十四卦卦画绝大多数皆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所作的规定。因此，《易》之所以名“易”，一是相对龟卜而言，筮占简单容易；二是筮书编成之后，卦画符号具有方便的检索功能。而各种不同的筮法，皆可视为筮书的不同检索方式。

简介：《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

简介：英国的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韦利（ArthurWaley,1889-1996)均是国际上有影响的汉学家，他们的《论语》译本是英语世界中最流行的译本，本文以“君子、小人”、“克已复礼为仁”、“一贯忠恕”等关键范畴为例，对理雅各与韦利翻译《论语》义理系统作了比较分析，其结论是：理雅各基本上以《四书集注》的义理为依据，而韦利则为清儒的义理为旨归。本文还尝试指出，义理上自成系统，有各自的特色，是理雅各与韦利的译本能够长久行世，又不能完全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介：《易传》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光辉哲学命题，揭示了社会和平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求创造和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并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易传》哲学还包涵着“以财聚人”的人本主义经济思想，与以追求利润为旨归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简介：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将社会运动研究放置于历史社会学视域之下，对社会运动研究代表人物之一梯利有关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理论进行论述，并以其一部著作为个案，探讨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理路，从而回应社会运动研究过程中的内在理论关怀。

简介：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简介：通行本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一句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中分别写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和“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对此，有学者认为，帛书甲、乙本均为误写，《老子》原文当从通行本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帛书《老子》并非误写，乙本中的“争”字乃甲本中“静”字的假借，《老子》原文当如帛书甲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关于此一问题，新近发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以下简称北大《老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以北大《老子》为参考，并参照其他《老子》版本，对此句作出了新的探讨。通过对比与分析，文章认为，此句本应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但因其在字面意义上似与《老子》思想相抵牾，在文本流传过程中，最终被改作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外，通过考察《老子》第八章在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化，文章亦将《老子》文本的发展与演变作一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