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管子》四篇是战国时齐国稷下道家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以＂道＂为中心,对＂道＂的含义,＂道＂的两大特征和三种类型,以及＂道＂与其他五大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揭示了《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对儒家、法家思想的吸收。最后,本文简要总结了《管子》四篇中道论的线索、特征和影响。

简介：“唯子不报”是《仪礼·丧服》中很少见的郑注直接纠正传的注释，本文认为围绕传注分歧的争论并不涉及礼学的根本原则，其背后的真正问题包括三个层面——大夫尊降旁亲、大夫之子压降旁亲、大夫命妇不降而报大夫之子。整篇文章的论证逻辑是：经文举大夫之子而包大夫，大夫、大夫之子皆不降其旁亲为大夫命妇者，但原则不同，大夫因尊同而不降。大夫之子因压于父尊而不降。大夫命妇不降大夫之子，是报服而非本服。此外，本文还整理了《丧服》中所有涉及报服的经和传，对报服的经典定义“旁尊报卑之服”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

简介：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域之空间性所具有之承受与保持的可能性，由于时间性之道在其中的流逝而成为现实，展开为天地世界，召唤着物与人。物与人在天地世界中的逗留，使得天地世界分裂为天下。圣人、民、众人、我、吾便生存于天下。在天下与天地的张力中，圣人“为无为”于天下，使远离本真天地世界的群体存性存在民与众人，开始向“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回归：“吾”则在对天下的静观中展现出纯粹的生命力与生命感。

简介：三易之义是马一浮先生易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先生运用三易之义来解说心性论、功夫论，吸收儒家和佛家在心性论、功夫论方面的成果，使儒家和佛家义理互相阐发而明晰，既展现了他强调通过功夫证悟本体的学术宗旨，又体现了圆融会通的学术特色。马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大儒的作用。

简介：在职业协会惩戒中，一方面，惩戒决定人不得对裁决结果享有个人利益，尤其是金钱利益，同时，也不得对被惩戒人存在着个人偏见；另一方面，惩戒决定人应当保持独立性，通过内部职能分离制度可确保惩戒决定人的独立性，这兼顾了公正和效率的双重价值。另外，可采合理怀疑标准作为撤销职业协会惩戒决定或主张该惩戒决定无效的判断标准。

简介：“艰”有“难治”与“治难”两个基本意义范畴。“治难”意义范畴，后造“垦”字分担，造“垦”之前，“艰”字兼之。“垦”字分担了“艰”字“治难”之义后，“艰”字便只有“难治”之义，沿用至今。《周易》本经的六个“艰”字皆可训“垦”，耕垦，开辟，拓荒之义，意即不畏艰难，知难而进，多用其力，掘进不辍。“艰”与“垦”，字为古今，语同一源。训“艰”为“垦”，乃“艰”字本有之义，无须假借为说。《噬嗑》、《大畜》、《明夷》卦爻辞的“利艰贞”体现了圣人“开拓进取，因时而变”的人生智慧；《泰》九三之“艰贞，无咎”、《大有》初九之“艰则无咎”、《大壮》上六之“艰则吉”诠释了圣人“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的人生追求。

简介：当代传媒的伦理现状并不乐观，因人文关怀缺位而导致的冷血新闻频现，因采访不够全面导致的公正报道失衡，因激情战胜理智而导致的煽情主义泛滥，因专业素养欠缺而导致的新闻报道失实，因一味迎合受众而导致的舆论引导不足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承担。肇始于西方传播理论界的社会责任理论强调新闻自由要附有社会责任义务，而我国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也强调媒体应承担舆论引导的职责，因此，媒体应当从培育“媒体人格”做起，塑造一个有社会责任的媒体形象。

简介：《仪礼·丧服·大功章》有一段关于“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的传文，与经文有关大夫降服的记述似有不合之处。自魏晋至清代，多位学者曾作出讨论，其间涉及诸侯、大夫降服原则的理解、门内门外亲亲尊尊关系的安顿。本文依据历代礼家的注释与讨论，尝试分析其间的礼制与礼义纠结，并给出一定解答。

简介：“无为而治”是老子治国思想的核心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不仅有其特定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成因，还与先秦其它各家的无为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在同属道家体系的内部，老子认为君臣俱可休息于无为；庄子则认为，君主固然可以“无为”，但臣下则必须“有为”。庄子的这一思想还同时影响了法家韩非一派的“元为”观。另一方面，老子与儒家孔子“无为”的差别，则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治国理念上的“道治”与“德治”截然分殊。

简介：先民信奉的术数有天启与人为之别。天启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天垂象，示吉凶”，人为则是以卜筮“决嫌疑，定犹豫”。龟卜繁难，筮占简易。殷人尚卜与周人用筮，实为不同民族的稽疑习惯。周人受封于商，殷周始有文化往来，而周人迁岐之后，殷人之龟卜乃行于周邦，但周人仍以筮占为主。周朝开国立基，依其传统的稽疑之法编纂筮书，称之为《易》，其命名之朔，正是着眼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而《周易》卦爻辞乃旧有之象占、星占及筮占甚至龟卜之辞的鸠合与改编，具有相当程度的加工与润色。六十四卦卦画符号的原初功能就是“纪数”与“检索”。内“贞”外“悔”的爻辞顺序，也是针对六十四卦卦画绝大多数皆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所作的规定。因此，《易》之所以名“易”，一是相对龟卜而言，筮占简单容易；二是筮书编成之后，卦画符号具有方便的检索功能。而各种不同的筮法，皆可视为筮书的不同检索方式。

简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周易》是最早对男女情爱现象加以完整说明，给予明确价值定位的著述。《周易》认为，人必然与自然规律为一，男女情爱的发生，是自然规律的表达，为天经地义的存在，而作为必须依存于社会的人，情爱又必然受到社会的规范。自然性和社会性两者合理并存于人的情爱现象之中，相互过犹不及。同时，《周易》又实质上注入了“礼”的价值标准，这一点，成了否定人在情爱问题上的平等与自由的基础。《周易》的观念，成为Tlt情爱问题认识的价值内核，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的全过程。

简介：本文以朱熹《中庸章句》对“慎独”的诠释作为立论的依据，结合朱熹《大学章句》对“慎独”的诠释，与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注疏“慎独”进行比较，特别强调朱熹把慎独之“独”诠释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而与郑玄、孔颖达注疏之不同；同时还认为朱熹的“慎独”专就“已发”上说，要求谨慎于人的内心活动，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慎独”意在“内心专一”、郭店楚简《五行》篇的“慎独”即指“慎心”，有许多相似之处。

简介：孟子的道德哲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情感主义学说。这一学说以其“四端”之情为基础，主张任何美德规范和体现美德的行为规范最终源自人类天生的不由自主的情感。他的规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主义规范美德伦理学，他所提出的评价性概念，如“仁”、“人”、“君子”和“不仁”、“非人”（“禽兽”）、“小人”等，实质上是针对道德主体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美德规范（人性的应然之规定）。在孟子看来，美德与行为规范并非源自对外部世界的经验或理性的认知，而是源自人类天生的情感，因此，最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不是灌输关于外部世界（包括社会）的经验知识或理性知识，而是“反求诸己”，培养和发展道德主体内心原本就有的“四端”之情，只要保有它们并加以体验扩充，就能“知性”、“知天”，“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道德情感主义充分反映了儒家哲学的根本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简介：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简介：本文以江苏Z镇的389份调查问卷为依据，探讨乡镇公共服务的社会满意度问题，深入了解农村居民对乡镇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以及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本文认为，乡镇居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而居民的满意度根据其需求状况具有一定的次序性。伴随着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成熟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日渐完善，文化娱乐、教育、科技、信息等方面的需求逐渐增大，同时对于政府行政服务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简介：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一身兼有旧学和新学影响,在《管子》研究上也有所建树。他的《管子》研究,正处于变法维新时期,他以今文经学的宗旨为指导思想,通过对中西方制度等方面的对比,试图找到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剂良方。《管子》是礼法并重、制度以刚柔相济为要,故而十分符合梁启超的初衷。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通过《管子》书来评价管仲,并突显了《管子》的经济与法治思想,这是其《管子》研究的特色,并在《管子》真伪的讨论、义理的研究和管子形象的提升上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简介：齐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及其继任者在渔业治理领域有着超前的管理策略,主要措施有：立＂海王之国＂为基本国策,发展齐国的海洋经济;行＂官海＂之制,谋＂渔盐之利＂,设＂三虞＂、＂祈望＂之职管理陆海渔业;渔业生产＂取物顺时,以时禁发＂;资源索取＂网罟必有正＂、＂地利不可竭＂;重视经济调节,＂相地而衰征＂,渔业税制机动灵活;运筹轻重,繁荣渔业外贸;海陆兼顾,发展淡水养殖。管仲等诸先贤的渔业治理策略循道而为,令顺民心,最终促成了齐国富民强国的霸主之业。其中,有关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经济调节的法律思想,直至今天都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价值。

简介：《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体现在文本和思想两个方面。《淮南子》中,既有对《管子》文本的袭用,也有对《管子》思想的继承。这与汉初的社会思潮和该书的编撰意图有关,也与淮南王刘安门下聚集了一部分来自齐地的学者有直接关系。

简介：本文通过解读《易传》，阐述了它的虚假错误观，揭示了蕴涵于其中的两种超越论。虚假产生于人的意志行为与“时”的背离，而错误则产生于“见仁见知”的主观标准的客观化。为了解决虚假与错误的存在所造成的困境，《易传》开显了两条道路。一是无我而任物，直观天地万物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提前避免虚假与错误的产生；一是自觉知识的有限性，超越现有的知识，克服已产生的虚假与错误。前者的问题是：人与本源性的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后者的问题是：人能否以自身的知识上合天道？这两条道路触及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基本课题：天道性命相贯通如何可能。

简介：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的长久之道，必须扎根学术，深入民间”。此话给我们以启发，我认为，经过当代实践检验的更生的儒学思想的积极因子，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进入制度（法律、法规、政策等）层面。进入制度，才有力量，而且可以促进“扎根学术，深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