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本身是作为大大小小的共同体而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被看作是在概念外延上最大的共同体,它强调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共同生存于这个星球上,有着利益休戚与共的生死相连关系.随着网络信息科技的发展以及全球村、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的到来,合作、发展、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当今人类世界的重大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根本的准则是正义准则.当代世界正义涉及国际正义、普遍正义（全球正义）与环境正义三个层面.首先,就国际正义而言,涉及国际交往的正义和经济秩序的正义.民族国家不论大小,其主权权力或权利平等,是处理国际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的根本准则.其次,世界正义还有着全球个人层面的正义.在当代世界中,最为重要的是全球所有人口的最基本生存权和最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问题.最后,全球生态环境正义.以正义准则对待环境和保护环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星球上赖以生存的条件.

简介：康吉莱姆把＂生物规范性＂看作有机体在病态状态下创造新的功能性规范的能力。从康吉莱姆的这一定义出发,可进一步分析皮亚杰如何从儿童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儿童道德规则意识的起源,以及儿童道德规则意识在不同年龄段的演化。通过分析托马塞洛如何从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视角,比较文化因素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和儿童个体发育中的不同作用,则可发现＂语言的建构作用＂对于人类规范性意识发展的基础作用。把康吉莱姆和皮亚杰的理论联系起来,并以儿童创造和改变规范的心理学研究为例,是揭示规范性概念的理论内涵的一种路径。

简介：转化人类主义主张通过运用基因修饰技术或生物机械工程等手段,使得人类能够超越生物性的限制以实现个体的增强——包括身体、智能和心理等能力的增强,其思想前提包括个体身份的非连续性、身体和心灵的工具化和财产化、对完美身体的追求等。通过阐明一种人格论的人本主义的观点,即人是具身的存在、是道德共同体中的成员、是具有尊严的存在,转化人类主义对人的理解被证明是自相矛盾的、非整体性的、物理主义的和脱离社会关系的。关于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身体之于人格人的关系上,存在着客观的、规范性的认识,转化人类主义的观点与这种认识是相悖的。

简介：维柯的新科学旨在探索关于“人类的形而上学”，让历史真正获得哲学和科学的荣誉，揭示出人类事务的普遍价值和永恒理想，为历史的真理性进行辩护。在维柯的新科学中，历史科学的可能性，历史的确定性或现实与真理性或理想，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人性基础等诸多问题都获得了深入的探讨。也正是在维柯那里，历史作为科学和哲学的对象，真正上升到了人性的形而上学高度，获得了科学、哲学乃至神学的合理性辩护。

简介：人对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劳动和人与人的交往活动构成完整的人类实践活动，历史由二者相互交织而生成。仅由物质生产劳动解释社会关系将导致技术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生产力与交往能力是人类实践能力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社会文化是这种交往能力的主要载体。生产力及其生产的物质利益决定交往关系的实质内容，而交往能力及其形成的社会文化则提供组织这些内容的交往形式。由此产生了由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物质利益与精神交往相交织的鲜活的历史，生成了各个层次的社会结构，包括生产力层次的劳动组织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上层建筑结构，等等。

简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人类共有价值的辩证统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人类探索21世纪世界治理方案,实现共生、共担、共建、共享的伟大实践智慧,是人类逐渐实现从“虚幻共同体”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跨越的战略策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克服了资本主义“修昔底德陷阱”,在战略上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实践上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创造了现实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正确处理自觉坚持与自我发展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简介：通过对康德自由理论的“拆解”,海德格尔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一1930年的讲稿中呈现了作为人类本质的原初自由概念.在对康德实践自由概念的彻底化和深入化中,海德格尔把人类的自由理解为自身约束,这同时意味着进入规范的空间,并让存在者以诸多样式显现.由此,海德格尔也得以确立起人类存在的“伟大的”有限性样式,并在不完满者和绝对主体之间为人类寻得其位置.

简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为我们思考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视野。然而,它首先需要应对的是“人类命运冲突体”之类的立场,后者的代表显然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从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此论俨然成为讨论文明之间关系不能回避的范式。中国学界也对之作出了回应。人们时常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应对资源,然而,中国哲学界的天下主义观点以及试图用忠恕之道应对文明之间关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致命不足。与之相对,中国现代思想对解决文明之间冲突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命力,对此可以谭嗣同的仁学、蔡元培的世界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简介：正在举行的上海世博会有24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其中包括来自五大洲的180多个国家。这么多国家的人们汇聚在浦江两岸，不仅将展现他们各自现实和理想中的“城市”，而且将表达他们对“让生活更美好”的理解。

简介：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冲突、价值冲突”的讨论是一个热点问题。价值认知、认同与选择的困惑是当今世界遍布“道德困惑”的时代难题,也是新时代的老问题。从人类历史来看,新的时代和大国崛起呼唤引领世界未来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当今时代走出价值独断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两极”困窘的中国方案。在价值取向上人类生存发展的至上性、在价值主体上的多主体性、在价值目标上的超越性、在价值结构关系上的利益相关性、在价值取向上的未来发展性、在价值构建上的自觉自愿性、在价值行为主体上的宽容性、在价值主体行为上的交流互鉴性以及在人类共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协调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内涵。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通常的技术是经典技术。当量子力学与信息科学的结合产生了量子信息理论时,才产生了直接的量子信息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的存在揭示了它的本质,它是量子要素、量子结构与专有功能的统一。人的意向是构成技术人工物实在性的潜在因素。量子信息技术属于生态技术,它的诞生将推动量子信息文明的来临。经典算法所不能克服的客观的世界复杂性,有可能通过量子算法得到克服,这表明客观复杂性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有关。

简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构主义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移植到对技术的哲学研究,一种新的技术哲学——技术的社会塑形理论——不断发展壮大。通过采用社会学研究纲领对传统技术哲学进行批判,技术的社会塑形论从经验维度实现了理论重建,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经验转向。

简介：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论衣食住行还是生老病死,随处都能看到科学技术的身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更是迈进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由科学技术发展、应用引起的伦理问题也大量滋生,尤其是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其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更是时刻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哲学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乃至社会工作者日渐关注的重要议题。

简介：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理论流派：（1）以托马斯·休斯代表的技术系统论;（2）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3）以平奇和比克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开启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具有诸多理论弱点。

简介：海德格尔技术追问的双重品质表现为现象学特性与非现象学特性的统一。＂现象学特性＂意味着技术追问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明的但依然需要澄清的方面;＂非现象学特性＂意味着追问本身被遮蔽、被忽略的方面。二者是共在的关系。海德格尔技术追问的功绩是让人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得以呈现,问题是让这一关系永远地停留在先验的、形式的层面。只有引入技术体验、身体、实践等维度才能够让自由关系得以从经验维度充实自身。

简介：技术批判理论关注的主题包括敌托邦②（dystopia）和民主．双面的技术（即包括技术和社会两方面），技术系统的环境改造，以及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哲学的贡献。批判理论主张，工业社会的设计在政治上是偶然的，以此反对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现如今从属于技术律令和需求的人类，或许在将来能够控制技术并决定技术的演化。批判理论将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过程称为“民主的合理化”（democraticrationalization）⑨，它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以公众广泛参与技术决策为前提条件。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根本性转变是难以预测的。

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一、会议概况2014年9月10日到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和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莱布尼兹研究所、科学哲学与伦理中心发起创办,汉诺威大学哲学系、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马格德堡大学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共同主办,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