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籍华侨与福建事变

泉州籍华侨与福建事变

蔡东海

福建省泉州市城东中学

1933年11月20日，第三党（农工党早期的别称）会同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联共反蒋抗日”事变。福建事变及人民革命政府,实质上是第三党践行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的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和创立平民革命政权的一个英勇的壮举。抗日与民主是福建事变的主基调。事变发生后，许多南洋泉籍华侨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持甚至是直接参与其中，比较突出的华侨代表有李清泉、庄希泉、许友超、颜子俊等人。泉州籍华侨在福建事变中的支持与参与有其历史必然。一方面，是中日民族矛盾激化条件下一切爱国者抗日救亡的共同要求；另一方面，是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保境安民，振兴桑梓的要求。

一、泉州籍华侨支持福建事变的前奏——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泉州籍华侨素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抗战前夕，泉州籍的华侨有 135 万人，占同期福建籍华侨总数的 60％。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泉州籍华侨以“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为口号，或创设或加入了许多抗战组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全菲华侨救国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南安人曾廷泉被选举为联合会主席。同年 11月，菲律宾的华侨成立了“国难后援会”，由祖籍南安的中华总商会会长李清泉担任主席。祖籍南安的陈曲水和张幼庭，祖籍晋江的高作楫、郑士美等泉州籍华侨在菲律宾怡朗，成立华侨救国会。次年 2 月“华侨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会”在新加坡成立，祖籍永春的李俊承被推举为主席。各华侨团体成立后加强揭露日军侵华真相、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募捐等工作，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还创办了刊物《旗帜》，进行抗日舆论宣传。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闸北、吴淞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一•二八”事变后，菲律宾“怡朗华侨救国会”分两次汇款给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白银近五万两。菲律宾的“国难后援会”汇款 5 万元支援十九路军。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短时间募捐上百万银元，筹集的款项一部分寄给东北打游击的抗日义勇军，一部分寄给上海的十九路军，还有一部分用于救济上海的难民。祖籍永春的越南华侨颜子俊成立了抗日救国赈灾救济会，筹款数百万之巨，全部用于购买药品、衣物等前线急需物资，寄给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民。

1932年11月7日，十九路军名将翁照垣访问菲律宾马尼拉，有感于淞沪抗战中日间的空军力量悬殊，他向菲律宾华侨呼吁：“请为航空协会帮忙，俾航空救国得以实现。”翁照垣的访菲受到了李清泉等菲律宾侨领的热烈欢迎。对于翁照垣的呼吁，李清泉等人立即响应，决定筹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由李清泉担任主席、许友超为副主席。至1933年1月初，菲律宾各地华侨组织航空分会35处，共捐购机款约合国币300万元，李清泉购机15架，命名“菲律宾华侨飞机队”，送给十九路军，支援抗战。

（李清泉）                

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包括泉籍华侨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泉籍华侨对十九路军的支持为其入闽后策动福建事变提供了群众基础、物质基础，成为泉籍华侨支持福建事变的前奏。

二、泉州籍华侨参与福建事变

20世纪30年代初，侨乡是福建的重要省情，华侨、侨眷是福建重要的人口组成部分，侨汇是福建经济的重要支柱。据《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 （1912－1949）》（福建省档案馆编）记载，当时，福建籍华侨、华人约有300万人其中90％以上侨居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各国。闽籍华侨虽然在人数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影响大。而且，当时福建全省约有侨眷200万人，占全省1000多万人口总数的近20％。这一时期每年侨汇高达数千万元。因此，华侨成为近现代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通过“一·二八淞沪” 抗战，十九路军深切感受到海外华侨爱国爱乡之热诚和侨力之深厚。1932年6月8日，十九路军首先在泉州后渚港登陆。入闽后，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表示要建设新福建，依靠和组织民众，尤其要借助闽侨的经济力量，把福建建设成为“模范省”。

（一）汇聚侨策，统一地方，为福建事变提供社会基础

十九路军入闽之前，军阀统治，烟祸肆虐，土匪横行，吏治腐败，福建人民深受其害。十九路军入闽后，军纪严明，一八一旅旅长张励率部由永春经三班进驻德化县城接防时，沿途群众列队欢迎，敬奉香茶。官兵喝茶后，即付茶钱。一改过去的官军、民军拉夫派饷骚扰地方的恶习，与旧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时人有感动得赋诗曰：“十九路军到已迟，人人争看喜更知，若然经过是前匪，谁肯奉茶饮我师”

烟祸问题，在于当时南京政府推行“寓禁于征”政策，默许鸦片生产贸易。入闽后，十九路军坚持禁烟，拒绝以烟土税养军，在福建厉行禁烟，成绩斐然。1933年6月17日，《江声报》 的一则报导评论说：“闽省从前婴粟遍地，十九路调驻即严禁鸦片一年以来虽未绝迹己去十八，十九路军为福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针对土匪横行和吏治腐败的问题，1932年六七月间，旅港福建同乡会及福建商会负责人庄成宗（祖籍晋江青阳）、王少平（祖籍晋江安海）等人共商十九路军入闽后之家乡兴荣问题。1932年8月，“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在香港举行，与会代表共104人。会议推举许友超、王泉笙、李双辉、郭美丞、庄成宗、王少平、秦望山等人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历时7天。会议共收到提案90件。会议认为，整饬吏治即改组省政府、肃清土匪、惩办地方军阀事首要问题。代表指控盘踞闽东南侨胞聚居地的民军独立旅旅长陈国辉祸害地方、当时省府主席方声涛却收匪殃民扩充个人势力，纵容陈国辉部屠掠湖洋，对永春海内外同胞之呼吁置若罔闻，而张贞收编安溪李昭言、惠安汪汉民等匪祸害泉永不浅，等等。

会议后，大会推派李双辉、郭美丞、许友超、庄成宗、王少平等20人前往广州向蔡廷锴详陈福建华侨民意。蔡廷锴带着闽籍侨胞的殷殷期望回闽后与蒋光鼐认真商讨对策。先是改编曾被红军东路军打得溃不成军的张贞部，接着又于1932年9月设计扣押陈国辉，不久依法将其处决并解散陈国辉部。通过以上措施，整肃了福建军政，赢得了闽东南各阶层和华侨的欢迎和称颂，而且加强了对闽东南地区的控制，“使闽东南绥靖一方，为福建开辟新局面打下一点政治基础”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76页。）

（二）凝聚侨力，组织政府，为新政权创造组织条件

1933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建立，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南京政府决裂。参加中国全国临时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及华侨共 100 余人，其中华侨代表有陈友仁、黄琬、李民欣、董如冰、李天敏。此时，菲律宾闽侨救乡会李清泉和许友超均致电表示坚决拥护，并派该会常务委员陈志华、秘书吴九如为驻闽代表。同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侨务委员会，旨在管理中华共和国侨民之移殖保育，并指挥一切侨务事宜。新政府注意起用华侨人士参加侨务委员会，颁布侨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委任华侨代表五十余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并制定董冰如、蒋寿石、彭泽民、陈秋波、林汉平五人为常务委员。董冰如提出了几项华侨案，包括奖励革命华侨案、惩办华侨附逆案、救济失业华侨方案，“呈请政府即予实施案，决议没收附逆之土地财产，开办工厂农场场救济失业华侨”。侨委会委员蒋寿石则提议，“华侨雷安甫同志，前反蒋最力，今拟请给公函往南洋缅甸一带宣慰华侨，并最勉侨胞，协助人民政府案”；通告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此后侨胞为人民政府努力革命工作，致毁家纾难，及与帝国主义搏战而牺牲性命者，由本会表列其勋绩，请政府准其遗族孩子子女入学校肄业免费，及从优恤议案；革命华侨奖励条例。林汉平提议，“救济华侨首重经济，拟办有奖债券以示实施案”（参考资料“福建事变”资料选编）。

福建新政府提出的侨务议案，积极计划开展侨务工作，照顾华侨侨眷，重视华侨利益，加深了华侨对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拥护与支持。虽然因新政府存在时间短暂，福建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也随即解散，侨务工作并未全部贯彻施行，但是，新政府的理念拓展了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吸纳了华侨中的优秀分子参与到新政权中，进一步加强了新政府的组织力量。 1932年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改组福建省政府，任命蒋光鼐、范其务、郑贞文、孙希文、李章达、高芝艇、林金渊、陆文澜和李清泉九人为省府委员。1933年12月27日，省府议决设厦门市政筹备处，并委任许友超为筹备处处长，其着手建市及市政建设。1933年12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地方政制将原福建省分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4省，其中延建、龙汀两省省长提名由李清泉和许友超担任。

  （“中华共和国元年”12月21日发行《人民日报》第二张第一版报道许友超就任龙汀省长）

（三）华侨投资，基础建设，发展经济，为维持新政权拓宽经济基础

新政权宣告成立后，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困难。“1933年度岁入岁出概算，收支互抵不敷602万余元 ”。为了解决财政不足困难问题，短期方面，华侨积极捐款，其中，李清泉募集捐款20万元，支援新成立的革命政府。颜子俊对这一新生政权也十分支持，在他的倡导和率先捐款的示范下，越南华侨捐赠了2架飞机给十九路军。长期方面，新政府注重发动华侨的积极性，鼓励华侨回乡投资，发展实业，恢复经济。早在1932年8月“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就提出关于地方建设的提案，其中关于兴办水陆交通和河流水利问题的为多。新政权成立后，海外侨胞就积极探索在福建投资的方案。11月23日，许友超向当时住在厦门印尼的华侨巨贾黄奕住先生（祖籍泉州南安）介绍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新政策， 鼓励他回国投资创办企业及参加开发漳州至龙岩的铁路和矿产（简称漳龙路矿公司） 。李清泉也有意组织菲侨回闽合办厦门－龙岩铁路及开发龙岩煤矿等实业的计划。李清泉就任省府委员后，为了实施“实业救国”计划，积极履职，主持成立了“漳龙路况筹备委员会”，并亲自到漳州等地实地考察，聘请漳龙铁路勘探设计人员测量。测量队分成陆、空两队，从1933年9月开始，至12月初完成了路基测量和矿产勘探。马来亚华侨组成以李铁民（祖籍泉州永春）、何荷仁等人为代表的考察团，回闽与革命政府洽谈，支持新政府。 在十九陆军组织福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华侨积极参与，在改造泉州洛阳桥的过程中还留下来“ 一车三友仁”的佳话。泉州古洛阳桥是省会福州经泉州、漳州到闽西龙岩干线公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洛阳桥的改建关系到十九路军的部队机动、运输补给和福建地方政令加强。为了保障洛阳桥工程的迅速完工，时任龙溪县长张友仁兼军路工程处副处长、兴泉永公路分局局长驻泉督办工程改造，恰好，当时需要解决大桥改造款十余万元和改善福厦泉交通运输，分管交通的华侨陈友仁（闽变时期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前往视察，而当时负责提供小车并负责接待的是负责福厦公路运输的枫角公司副经理苏友仁。“一车三友仁”成为当时泉州汽车界的趣闻，也是华侨参与当时福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例证。闽变时期华侨参与经济建设最终因为新政权存续的时间短暂以及1932年后南洋商业不景气市场萧条而告终，当时福建除了添股扩办福建造纸公司、旅菲嵩江锦宅乡实业公司和福建省华侨投资汽车公司等以外，一些兴办实业的举措如铁路建设、开采矿山等来不及得到落实。

（四）侨声支持，营造新政权的海内外舆论空间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菲律宾马尼拉中华总商会会长许友超立即致电表示拥护。1933年11月23日，他和董冰如联名通电给世界各地许多侨团和侨领，阐明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宗旨，希望“竭诚拥护新政府”。

在侨领的带动下，海外华侨团体纷纷发来电报，响应福建事变。当时作为新政府机关报的福建《人民日报》登载了海外侨胞拥护新政府的消息，记载了香港、新加坡华侨发来贺电，庆贺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马来、日里、越南侨胞的贺电表述虽略有不同，但皆表示侨民对新建立的政府的欢迎，而“蒋汪卖国，大背侨衷”，要求新政府迅即出师讨伐，“誓以至诚拥护，并请速出师讨贼，全体侨民，愿为后盾”；菲律宾华侨安国团亦“致电政府声讨蒋贼”，表示拥护新政府，“务祈克日北伐，声讨国贼，抵抗日寇，收复国土，领导大众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旅暹琼侨工会深感工友“在祖国既受摧残，在异邦复遭压迫，其痛苦莫可言状”，希望新政府能改善这种处境；南洋英属各埠华侨组织的中华民族复兴党对福建人民政府表示同情，并派代表赴榕联系，参加抗日反蒋斗争，表示“极愿领导海外真正的革命华侨，一致参加，以便共同奋斗，而促革命之早日成功”；中国致公总部通电拥护福建人民政府，“愿竭绵力，效命新邦，并偕海外华侨，悉候驱策”；全加致公堂则认为福建人民政府“废销党治，政权公开，并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对外则抗日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土之初衷，正与同人等本旨深契”，因此深表同情。

三、福建事变的失败与华侨精神的传承

1934年1月，在蒋介石大军围攻十九路军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垮台，“闽变”失败。这对坚决主张抗日和支持“福建事变”的李清泉、许友超等泉籍华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虽然以李清泉先生为代表的侨胞爱国热忱有所挫折，但是，他们在“闽变”前后所展示的顽强斗争、艰苦创业、共赴国难、爱国爱乡的华侨精神没有泯灭。

1934年1月初，菲华“欢迎许友超返岷”。9月，国民政府以许友超领导福建叛乱和在华侨中煽动颠覆活动的罪名，要求菲当局驱逐许友超，但菲华极力保护许友超。宿务、怡朗、达沃和碧瑶的中华商会通过决议，并经马尼拉侨商领袖同意，将决议提交南京政府，抗议迫害许友超，否认许从事颠覆活动，声称“在马尼拉，他是所有华侨、菲律宾人和外侨最喜爱的商人之一”在华侨的极力保护下，国民政府要求菲当局驱逐许友超的企图终未得逞。

1940年10月15日，李清泉因四处奔波发动侨胞支援祖国抗日战争而积劳成疾，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终年52岁。临终时，他在遗嘱中交代将10万元遗产捐献给祖国抚养难童，受其影响，菲律宾侨团决定再筹集40万元捐给祖国难童。李清泉先生为代表的泉籍华侨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随后的全面抗战中继续发扬，其夫人颜敕女士（祖籍晋江金井）也走出家门，组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并亲任该会主席，颜敕女士还不顾国民党政府阻拦积极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筹款。李清泉先生因此也被誉为“至死不忘救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