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戏曲音乐话语的当代转换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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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戏曲音乐话语的当代转换

刘柯言

鞍山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辽宁省鞍山市,114000

摘要:地方戏曲音乐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建构起剧种音乐的文化身份。21世纪以来,共性创作思维主导着戏曲编剧、导演、舞美、化妆、演出空间与音乐等各方面的创作,以方言语汇为基础的戏曲剧种个性化音乐创作被边缘化,戏曲在剧目创作者的共同追求与时代革新中逐渐形成新的创作规律。共性创作思维推动着地方剧种音乐朝着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在适应共性创作思维的基础上凸显出剧种的个性化特征,保存独特的剧种文化身份。

关键词地方戏曲;音乐话语;当代转换

21世纪以来,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化艺术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新型大剧院的修建、高科技电子产品普及化、人们由听觉转变为视觉的欣赏习惯等,影响着当代戏曲艺术的发展状态。2010年以来,LED屏幕、动感舞台灯光、音响效果控制台的运用,使电声大乐队、舞台实景大制作的电影视听化成为可能,地方戏曲剧目创作受到诸方面的影响出现了共性创作思维导向,产生了以地方戏曲剧种唱腔音乐为区别的文化标识,剧种唱腔音乐逐渐成为一种标签式的概念。

一、地方戏曲音乐在共性创作思维下的剧种个性保存

21世纪以来,受共性创作思维影响,地方戏曲音乐创作观念、创作方式与方法都发生了泛戏曲化与戏曲化、泛剧种化与剧种化之间的角力。究其根源,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西方戏剧创作深入影响的结果,又是来自剧种剧团自身客观存在的原因所致。

(一)地方戏曲音乐在共性创作思维下兼容剧种个性的双重观念

众所周知,当代以导演为核心的戏曲创作机制,主导了剧目创作视听同步舞台环境和呈现模式,决定了地方戏曲音乐创作的剧种化程度。地方戏曲音乐在共性创作思维夹缝中兼容了泛戏曲化与戏曲化、泛剧种化与剧种化双重观念。从外聘导演制到外聘导演创作团队制,地方戏曲音乐的剧种化创作空间不断被挤压,泛戏曲化与泛剧种化的创作倾向逐渐凸显。

(二)地方戏曲乐队编制在共性创作思维下的剧种个性保存

21世纪以来,各地方剧种乐队编制种类与从业人员并不健全。剧种特性乐器部分中西混编乐队+剧目临时乐器,这种乐队组合弱化剧种性,凸显极具共性特征的同质化音响效果。如歌仔戏《荷塘蛙声》中,在保留戏曲原曲牌的基础上,寻找新音色或新音源,制作了四个有不同音高的竹筒,模仿青蛙的声音,用锯琴表现诡异的气氛,用马锣替代京锣。

(三)地方戏曲音乐在共性创作思维下的剧种个性保存形态

地方戏曲音乐在共性创作思维下艰难维续着剧种个性的保存方式,形成了声腔设计+音乐设计+音响音效设计的创作模式。声腔设计倾向于剧种性,音乐设计与音响设计倾向于共性思维的泛戏曲性与泛剧种性。在创作手法上,拼贴手法的大量运用强化了带有思维共性的泛剧种化,同时弱化了剧种性。

(四)地方戏曲音乐在共性创作思维下的剧种唱腔风格保存

第一,方言语音保存了剧种音乐的符号标志。当今的大多数人都用普通话交流,方言逐渐被普通话替代;第二,剧种润腔唱法保存了剧种声腔音乐语言的个性化特质;第三,新一代演员受到多元文化影响较大,缺少剧种唱法美学教育与传统唱法能力训练,不了解剧种音乐的优点,难以掌握传统唱法的韵味。

三、地方戏曲音乐话语在共性创作思维背景下的当代转换

(一)戏曲话语的时代转换——新戏曲

王国维在《戏曲考源》指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他定义的戏曲艺术样式是歌舞演故事,是以人的表演为核心,而无表演环境的要求。周贻白在《中国戏剧与舞蹈》说:“中国戏剧,按照一般表演形式来说,基本上是一种

周贻白对戏曲的定义,同样停留于人的表演,同样未有对戏曲表演环境的表述。欧阳予倩在《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序言》中写道:“中国戏曲是歌(唱工)、舞(身段、武工)、表演(做工)、道白四者同时具备而又结合得很好的特殊的戏剧艺术形式。”张庚在《中国戏曲》中表示:“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欧阳予倩与张庚对戏曲的定义大致相同,更加突出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同样未将戏曲表演环境纳入视野。

(二)地方戏曲音乐在时代转换中的新特征

余从先生提出“各种各样的地方戏,都带有地方语言、音乐和习尚的特点。这些特点,成为识别剧种、区分剧种的标志。”这种地方戏曲音乐是在地方方言基础上建构起的剧种文化身份。当共性创作思维越来越强,地方戏曲音乐的剧种个性越来越被共性化的音乐语言所取代,地方戏曲音乐在时代转换中也有了新特征,形成新话语。第一,地方戏曲剧种拥有一套完整的锣鼓经音响体系,“传统的锣鼓经音响体系直接主导着剧种表演节奏,包括场次之间的节奏层次、剧情发展推进节奏层次、行当表演节奏层次、人物内心情感发展节奏层次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节奏层次”;第二,西方歌剧音乐语言的叙述方式逐渐替代了剧种原有的音乐叙述方式,进一步替换了剧种音乐的结构符号;第三,西方音乐创作观念逐渐取代传统剧种音乐套曲观念,直接瓦解了近千年才形成完善的地方戏曲音乐体系,瓦解了曲牌联套结构、板式变化规律、行当音乐、场景功能性音乐的套曲观念;第四,导演为核心的艺术创作,虽然创新了地方戏曲剧目音乐,但客观上使得地方戏曲音乐丧失了剧种个性;第五,戏曲现代舞台表演艺术呈现形式,改变了传统戏曲以听曲听故事为主的欣赏习惯,替之以视听一体、视听融合甚至于以视觉体验为主的观赏习惯,这种戏曲审美范式转变,使得戏曲表演艺术也不得不顺应这种转变进行内在创新性转换。

结语:

总之,21世纪以来,地方戏曲音乐顺应时代科技的发展潮流涌现出新特征,使得地方戏曲创作或新戏曲剧目创作中,剧种唱腔音乐成为剧种属性标签与标识剧种文化身份的核心符号。共性创作思维主导下的地方戏曲音乐创作中,泛戏曲化与泛剧种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戏曲艺术个性与地方戏曲音乐的剧种个性却越来越模糊。因此,应该建构新的话语表述体系来重新认识和定义逐渐异化的地方戏曲音乐。

参考文献:

[1] 曾宪林. 地方戏曲音乐话语的当代转换[J]. 乐府新声,2022,157(3):5-9. DOI:10.

[2] 项阳. 中国音乐表演理论话语体系的整体架构[J]. 中国音乐学,2019,1(1):5-13.

[3] 张伟. 道德、艺术与商业 ——论中国电影中的留白之美[J]. 艺术评论,2020(2):101-110.

[4] 李成燕. 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戏剧改编研究[D]. 江苏:南京师范大学,2021.

[5] 龚奎林. “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D]. 河南:河南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