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通过对商法通则的影响探析

《民法典》的通过对商法通则的影响探析

闫文静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立法技术和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善，《民法典》在万众瞩目之下被通过，使我国走向了全新的法律时代。特别是《民法典》的出台与实施给我国商事立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民商合一”的落实，实现了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的构建。文章就《民法典》的通过对商法通则的影响展开探讨，从民商关系立法研究、《民法典》中的民商事关系表达、民法典的通过对商法通则的影响作用、制定商法通则的重要意义，以及《民法典》下商法通则体系的设立上进行分析，希望对我国商法通则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法典》；商法通则；影响

民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具有协调公民人身和财产等权利的法律功能。特别是民法具有普适性，构建了公法的基础。《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体现，能够为我国商法通则的设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进一步深化“人人皆商、人人可商”的观念。而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加强商法通则的研究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符合我国商事立法的现实需求。

一、民商关系立法研究概述

一直以来，民商关系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课题，研究民法的学者大多支持“民商合一”的观点，研究商法的学者大多支持“民商分立”的观点，还有部分学者倾向于找寻“折中方案”。当前，我国法界学者加强对民商关系的研究，参照了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设立，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就民商关系立法的实践，以及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了民商关系立法理论。在检验“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观点的过程中，我国法界学者根据实践发现，商法的独立价值基础日益匮乏，特别是其内涵的界定、适用的范围、应用的手段等较为模糊，相关理论亟需完善。单以人的身份和动机的差异判断法律的适用性，势必存在诸多质疑。民法作为最基础的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据较高地位。但随着社会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商事交易路径和手段的不断变化，使得民法的“一家独大”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求。就现实来说，民商分立给法律的适用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法官处理案件的公允性。虽然商法具有单行法的独有规则，但这种规则的应用毕竟是特殊的，脱离民法、刑法等法律进行独立操作，很多时候很难解决纠纷问题[1]。当然，这也不是说商法可以随意回归民法，仍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总之，民法与商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商法若没有民法的支撑，将失去了应用基础。民法若没有商法的辅助，将缺失很多应用效力。基于民法和商法各自的特性，二者之间的联系，商法作为特别法存在的意义等，能够为优化我国商法系统的设立提供滋养。而《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无疑为商事立法提供了支持，更利于完善“人的商化”和“商化的人”等方面的界定及法律运用。

二、《民法典》中的民商事关系表达

《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意味着我国民商事法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民法典》立足于“民商合一”思想，构建了民法和商法两套体系。民法和商法既能作为单独的体系而发挥作用价值，又能融通在一起发挥合力作用，充分展现出了我国立法的创见性与智慧性。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民法典》中的民法与商法具有协同发展的关系。民法作为个人法，具有广泛性、普适性的特点，能够协调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商法作为特别法，具有局限性、特殊性的特点，能够规范商事主体与非商事主体的商事行为。根植于民法的普适性，依托商法的特殊性处理商事纠纷问题，更利于保证商事纠纷处理的公允性，维护各方的利益。如果片面地采用民事法律思维来调整商事矛盾，势必违背保护商事利益的原则；如果脱离民事法律环境，单一地采用商事法律思维处理矛盾问题，就会违背鼓励交易，促进效率的宗旨。《民法典》承认商事主体的重要性，特别是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两类，并给予了相对应的法律地位[2]。值得一提的是，股权在《民法典》民事权利中具有特殊地位，相应商事责任的界定与明晰也体现了对商事法律思维的运用。总的来说，《民法典》的颁布顺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下深化“人人皆商，人人可商”的观念。特别是商事行为规则和民事行为规则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行为人的民商事法律活动，使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与商事主体的商事行为相融，不必再从传统的法律视界上区别二者的适用性。比如《民法典》中明确规定自然人的在商业活动中的权责和义务，包括检验货物的义务，要求退货退款的权责等。这便是商法对民法的一种回应，对商事思想在民法中的运用具有积极促进意义。

三、民法典的通过对商法通则的影响作用

民法具有伦理规范性，强调的是公平优先，公民权益平等。商法具有商事规范性，强调的是调整商事活动，商事利益优先。商法作为民法中的特殊存在，也具有民法的公平性，但最主要的作用是保护商事主体的利益，并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意味。商事通则的应然与否经历过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商事法律关系的判断。比如基于对《民法典征求意见稿》的考量，我国立法者坚持“民商合一”的原则，构建了全新的立法体制。但令人尴尬的是，虽然立法坚持这一原则，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并未能真正体现“民商合一”。要做到商法民法化，民法商法化，还需要深入研究商法和民法的独立性及差异性，从中找寻既能符合民法强调的公平，又能契合商法强调的效率的折中方案。只考虑个别领域中的一般需求，将很难够体现调整共性商事关系的规则作用。

四、制定商法通则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价值

忽视民法和商法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差异性，过分追求商法与民法的协同统一，势必会引发商法不当民法化，民法不当商法化的情况。比如在商事主体错误地使用一般民事制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商事主体的严谨态度和谨慎义务，不利于保证交易的公平性、质效性及安全性。同时过分突出民事主体地位，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商人的义务负担，不利于实现公正、公平。这也从侧面上反映出我国民商事立法面临一定的困难，而《民法典》的通过无疑对民法和商法做到了统筹兼顾，夯实了公平、公正、高效的律法理念，使得商法通则的制定需要体现商法的刚性规范作用[3]。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说，制定商法通则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立法技术越发成熟，能够为商法通则的制定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特别是《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正是我国立法技术创见性与智慧性的体现。《民法典》作为我国法律的“百科全书”，涉及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从更多维度和层面上规范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日常行为。这当然也包括商事行为的一般规范，能够为商法通则的设立提供依据。在基础上设立的商法通则，无疑将更加系统化、精细化、科学化，对各类商事活动发挥出积极的指导作用。此外，商事立法的健全与创新，可以反作用于《民法典》的发展，为公民的经济生活和商事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现实来说，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体系完备、功能齐全、价值效用高的商法通则做指导，虽然有现行的商事规范和行事规章，但过于零散化，缺乏协同性，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商事法律效能的发挥。因此我国必须立足于国情和民情，构建健全的商事法律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商法通则。

五、《民法典》下商法通则体系的设立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商事活动日益多元化、多样化，新兴的商事行为越来越多，使以往的商事法律漏洞百出，这就要求我国结合现实发展需求，完善的商法通则体系。商法通则的制定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法律思维，而是要有前瞻性和创见性意识。通过严格按照法典化的标准，以法典化为出发点构建商法通则体系，才能更好地弥补商事立法的不，提高商事法律的适用性和稳定性。基于对民事法和商事法的研究，在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原则的基础上，改进和优化商法体系结构。具体来说，我国商法体系的设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商法通则。就现实来说，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不够完善，商事活动不够透明，市场进入门槛参差不齐，这无疑影响了商事主体权利的公平性。也就是说，我国商法通则需要着重界定商人（经营者）的类型，规范市场准入资格，明确经商的范围，以及加强商事登记。二是商主体制度。进一步明晰与商主体相关的概念，对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作出详细的解释说明，同时建立和完善商主体与商事登记的相互关系，为商主体的转换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明确商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明晰商主体进入市场的条件，使商主体更好地履行权责，推动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三是商行为。商事活动行为涉及到非常多的内容，需要在明确商法、债法及合同法的关系上，围绕企业的组织特征，商事活动性质，进一步规范商行为。特别是针对特殊的商行为，需要设立与之相应的规范。所谓的商行为是指民事法下的特殊行为，是以获得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为目标的经营活动，具有较高的市场交易技术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商行为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连接商主体和市场的主要纽带，应当有系统、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商行为都能得到保护，只有符合资格条件要求、遵守活动规范，落实应当承担的权责、义务和责任，才能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4]。

结语：综上所述，《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开启了我国法律发展的新征程，标志着我国法律体系走向成熟。依托《民法典》推动商法通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规范商事活动，解决商事纠纷，使市场经济发展更加繁荣。商法通则作为一般商事法，在指导商行为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完善相应的立法体系，那么未被《民事法》吸收的商法通则将失去归处，很可能就此失去立法机会，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税光辉.《商法通则》--我国民商关系之务实选择[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7(9):69-73.

[2]陶冉,樊涛.《民法典》中的商法元素[J].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33(4):100-104.
[3]王文静,樊涛.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商法特征[J].天津法学,2017,33(1):26-32.
[4]宋欣冉,张慧贤,宋晓雪.《民法典》的通过对商法通则的影响[J].中国航班,2020(13):0121-0121.

作者简介：闫文静（1982-）女，内蒙古赤峰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工程造价、项目管理及工程法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