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经典——《公众舆论》第一、七、八部分读书报告

细读经典——《公众舆论》第一、七、八部分读书报告

王一凯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公共舆论》被誉为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是进入这一门学科学习绕不开的必读书目。想要真正把握前辈学者的理论和思想，仅仅靠教科书上的转述和评价是不够的，需要打开原典，看学术大家是如果自己展开论说的。本文通过对《公众舆论》一书的第一、七、八部分内容进行梳理，希望能够加深对于经典的把握。

本书作者以自身深刻的体会与感悟打破了我们一般关于世界的认识论，分辨了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之间的区别。作者看到了由于信息不全、个人偏见等原因个人无法认识真相；而统治者可以操纵、控制和利用舆论；报纸为代表的媒体受到自身的局限，没办法掌握整个社会的真相，成为了引导舆论的工具。在最后的第八部分作者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法。

本书的第一部分《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可以说是本书的重点。

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体察出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之间的区别，普通人往往不假思索的将二者等同。首先，作者选用了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进行例证，在通讯已经相对发达的1914年，生活在孤立海岛上的人们，在面对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改变世界的事件时，由于相比于大陆上的人，他们的信息滞后，没有能够及时据此改变自身的行为，当开战的消息终于传到之后，此前战争中的外部世界相比于和平的脑中影像以及据此做出的友好行为显得有些荒诞，这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外部真实世界和脑中影像的差距，而我们的行为和情感都是接受我们脑中影像的指引。

信息迟滞引发的外部世界与脑中影像的差距十分常见，但往往由于时差在一般人们的认知范围内，而不像例子中那么反差强烈，让人们感受清晰。但受到前述案例的启发后，我们有了清晰的感受。

作者接着用这一差距对历史上我们看来迷信而荒唐的示例进行解释，这些在我们看来迷行而荒唐的行为是由于他们脑中的影像和外部世界的差距导致的：他们按照与外部世界大有偏差的信念行动，作用于真实的外部世界。同时，经由这些示例，作者也证明了“我们很难对加诸自己头脑并影响自己行为的那些信念进行反思”[1]，我们虽然总是事后诸葛亮般地嘲笑女巫审判和基督教对世界地理的想象，但几乎不会对自己脑中的关于世界的影像进行质疑。

李普曼解释了对舆论不同于传统民主理论的理解：“‘他人’头脑中关于自我、关于其他人，以及关于自身需求、目标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图景，就构成了他们个人的意见；而这些图景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个群体的行动指南，或以社会群体的名义有一些个体去付诸实践，那么就成了更宏大意义上的舆论。”[2]

因此，为了把握好李普曼的舆论观，我们需要厘清“人们行动的环境、人们头脑中关于那个环境的图景，以及人们对于从环境中滋生出来的那副图景做出的反映”[3]三者的关系。

李普曼认为在人们与其所行动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这个拟态环境就是人们头脑中关于行动的环境的图景，人们的所有行动依据都是拟态环境，但这些行动作用的是真实的环境。李普曼将我们如此行事归因于由于真实的环境十分庞大、复杂且不断变化，超出了人们把握的能力，因而我们不得不通过虚构的方式对真实的环境进行简化重建。

著名人物的公共形象并不是他全部而真实的自我，只是一种高度象征性的偶像人格，一种象征符号，一种他们自己主动或被动地被媒介塑造出来的符合人们预期的形象，人们将自己或美好或憎恶的情绪倾注在这些公共形象上，他们的人格成为扁平、单向的。诸如这样的象征符号成为我们快速认识世界、理解事件、指挥行动的刻板印象。“人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务产生感觉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自己头脑中为该事物勾勒出的影像”[4]

于是未曾经历战争的戈弗草原镇的舍尔温小姐对战争的想象只能依据雕像、绘画和她脑中关于私人决斗的认知；未曾经历过汶川地震的我们，只能通过电视报纸中关于救援人员的英勇奉献、刚刚被抬出废墟在担架上敬礼的小孩画面而有所想象。舍而温小姐和我们都知道伤亡惨重，但对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数以万计的死伤画面无从想象。

虽然普通人往往将这两个环境错误地等同，然而拟态环境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与真实的环境存在着偏差，存在偏差的拟态环境误导着以脑中图景行事的人们。造成这些偏差的原因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作者在第二到第四部分进行了讨论，因而以个人的力量没有动力去将追求对世界完整而准确的认知。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民主理论的媒介前提。

传统民主理论的媒介假设存在积极而理性的公众，然而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中戳穿了积极的假象，在《舆论》中也证明了不存在具有准确把握真实环境的理性能力的个体组成的公众。

于是我们将及时准确地把握真实环境的全貌这一重担交给了以报纸为首的媒介，然而这一要求对于媒介来说太高了，超出了报纸的能力，也不符合报纸运作的目的。长期在业界任职的李普曼给我们描绘了报纸自身的运作逻辑，吝啬的消费者、维持经营的经济压力、笼络读者维持发行量的压力、有私人目的的广告商、追逐“新闻”的记者，报纸生态里面的大多数人都对报纸提供关于世界完整而真实的图像不感兴趣。在李普曼的比喻中新闻媒介像探照灯一样在黑暗中扫射，落下一片光明，却无法看清整个世界的整体图景，新闻提醒人们哪里的禾苗破土而出，只要这株苗足够引人注目、符合人们对新闻的想象，却无法看到地底下的种子在发芽，无论这粒种子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否重要。报纸进入了困境，因为“自治的人们没有能力通过创设一套知识结构的方式去超越其自身的偶然性经验和偏见”

[5]。

第八部分，李普曼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他诉诸于“精英乌托邦”。一群由公共财政资助、享有独立权又可以接触所有保密材料的专家团队，通过对社会生活领域建立起一套可测量的精确标准，他们科学地描绘世界的图景，然后提供给媒介和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公众得以通过媒介而被正确教育，决策者依据科学的图景进行决策，舆论的作用是要在每次选举中暂时出现，防止出现极化演变。

李普曼的解决之道在拥有各种社会统计、大数据技术、大规模人脸识别技术的今天看来，根源矛盾依然没有解除，正如李普曼所说“自治的人们没有能力通过创设一套知识结构的方式去超越其自身的偶然性经验和偏见”[6]。科学方法和专业人士的上位的确给社会治理的进步提供了便利，在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尤为明显。然而，这些专家和技术都是依附于政府和公司的，公众没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去联合起来改变政治结构，设立李普曼理想中的独立专家情报部门，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公司都更倾向于利用新出现的技术和专业人士服务于自身目的，当他们的目的和长远而广泛的公共利益不一致时，科学方法和专业人士成为了有财力和权力的个人和集团的工具，而松散的公众无力改变现状，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可见一斑。

当今这些新的强大的收集信息的技术也出现了李普曼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主要集中于隐私问题，政府和公司通过大数据的手段获取大量个人信息，但对信息的安全保存和合理使用权限频频引发争议。售卖个人信息的警察和公司屡判屡现，爱奇艺在应对用户的诉讼中未经通知将该用户所有的观看记录作为证据。在这样的隐私担忧下，担忧美国波士顿等三个城市立法禁止人脸识别技术和步态识别技术。

[1]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4页

[2] 同上，第24页

[3] 同上，第15页

[4] 同上，第13页

[5] 同上，第284页

[6] 同上，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