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沉思：皇权背后的担当和既得利益的暗影

雨夜沉思：皇权 背后的担当和既得利益的暗影

施江波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省金华市 321004

【内容摘要】

王权尊贵，皇权至上，这是几千年来固守于中国人脑海中的集体意识。从政治架构和社会经济运作去看，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王权、皇权，从来都是背后集体政治运作的标志，它从来都是受限制的，如果不保持其刚性，也就无法保持其与实际控制集团的张力、无法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国家稳定便要受到影响。本文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对皇权与背后政治集团的角力作辨证研究，从而对如何保持国家政治结构稳定性、维护国家安定给出创见。

【关键词】

君权 封建政治 利益集团 权力制约 政治稳定

一、应下神坛的黄宗羲

黄宗羲，世称梨洲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康熙三十一年，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后人将其与顾炎武、王夫之一起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其实黄宗羲本人虽然著述较多，但并无真正创新的理论内容，其所谓的理论也完全不足以抬升其至思想家的高度。若非是前期康熙做样子意图收天下士子之心，后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需要，加之其老乡蔡元培的全力鼓吹，单凭其跪舔满清的毫无气节，就早应该逐出士人的序列，罔论成为天下读书人膜拜的榜样了。

黄宗羲所有著作中，影响最大就是所谓的《原君》。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异样？对了，因为好像某一神教中也有这么一个字眼：“原罪”。“原”是什么意思？就是原本、本来，“原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不管你是什么人，本来你就不是人，你就是错误的，是有罪的。

所以《原君》这篇文章就是骂君主的，黄宗羲认为君主这个制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在这篇文章中黄不无愤慨地写道：“是以其未得之业，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一个人没当皇帝之前，忽悠千万人为之卖命，层层尸骨下，说这是为胜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收税找花姑娘给自己淫乐，说这是我管理你们所必须支付的花销。

这段话是很恶毒的，为什么说他恶毒，是因为他用偷换概念的方法，突出和扩大非核心但敏感问题，却把真正的问题隐藏了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大多数国人对日本侵华并没有概念，所以初期国民政府做动员的时候，讲保家卫国等大道理响应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老百姓嘛，通常比较短视，只要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往往没什么感觉，所以收效甚微。后期发现这样不行，于是就叫了一班混混去做群众工作，结果没想到混混做得非常好，老百姓同仇敌忾，纷纷参军，效果好到国民政府的人都不敢相信，于是派了个人下到基层，看混混做工作。

混混的工作是这么做的：

混混首先在村庄农闲时节，到操场等舆论中心去发香烟，闲聊，找了几个庄稼汉问：你娶婆娘没？几个汉子答：没有，混混又问：你每餐都有白面吃嘛？几个汉子答：没有，混混又问：如果有个人什么都不做，过来就把村上姑娘抢走，把你种的稻子收走，吃白面，吃大米，让你娶不了老婆，吃不上饭，你还要给他做苦力，你会怎么做？汉子们显然很气愤，就说揍他丫的！然后混混绘声绘色的讲鬼子如何奸淫掳掠，如何吃大油饼子吧唧响，如何让中国男人做苦力，一场闲聊下来，一包香烟发完，往往工作也就做的七七八八。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是因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农民起义前的政治工作和这些混混做群众工作都是差不多的，都是把君主塑造成抢他们女人、粮食、财产的对立面，而他们如今的苦难几乎全部是君主造成的，因此现任君主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然后揭竿而起，大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造反的马前卒。

我说黄宗羲恶毒，是因为皇帝一人即便宫掖过万，也不足以淫天下之女，皇帝即便是坐拥故宫万间房，也不足以耗天下之财。

例如崇祯帝。事实上崇祯皇帝为了关宁铁骑的军费把自己的私房钱都耗尽了。又如道光帝。道光皇帝微服私访，看到民间吃鸡蛋极为吃惊，因为在他内廷司的奏报中，鸡蛋是2两白银一个，非特殊日子吃不起的佳肴。

老百姓痛恨那些“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人，并将无尽的怒火烧到了皇帝的身上，只可惜，皇帝是替罪羔羊，而真正让老百姓娶不到老婆，吃不起白面的，恰恰是满嘴仁义道德的既得利益阶层。

公元1644年3月，大明王朝风雨飘摇，清军扣关在即、李自成势大难调，大明的各个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而大明朝的财政早已破产，军费迟迟不能到位。碍于形势危急，崇祯皇帝在朝堂上号召大家募捐，这些所谓读书人出身的官吏，个个哭穷，一哭二闹三上吊，一整场募捐下来，崇祯皇帝才得了区区20万两白银，而这还包括皇家自己掏箱底的钱。

大明情势如此，结局无法避免。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这些官员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毫不手软的“闯王”在这些京官家里抄出了7000万两的白银，而这还不计算珠宝玉器、古董书画，单凭这7000万两白银就足够大明王朝10年军费之用。

所以黄宗羲的恶毒就是：将既得利益者所有的利益全归结到皇帝身上。实事求是说，崇祯并非是一个有大能耐的皇帝，但也绝不是庸主和暴君，只是既得利益者，死守自己的钵盆，半点不肯出力，导致大家玉石俱焚而已。

明朝中后期，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是谁？恰恰是所谓东南士子标杆的“东林党人”！

他们掌握了舆论导向，利用读书人特有的免税权益，扩大私产范围，让皇权无税可收，无钱可用，而皇权每一次任用宦官进行利益平复，意图收回失地、恢复王朝控制权，双方拉锯争夺之时，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就煽动老百姓对这些“阉党”的仇恨，利用掌握舆论和六部的便利，打压皇权。

皇权失控，意味着对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失去管控，意味着所有既得利益者可以毫无节制地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而老百姓生存权的被践踏，则最终导致民怨四起，无人参军，无人交税，天下分崩离析。

有趣的是，黄宗羲之父黄尊素正是著名的“东林党七君子”之一，是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

所以，黄宗羲以皇权之名，将既得利益阶层所有的账全算到皇帝账上，利用天下百姓对资源占有的愤怒和不公，借此煽动敌对情绪，是何其荒谬！

二、王（皇）权的有限性

普通人认为皇帝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存在，享有无尽的权力，拥有花不完的钱，充满后宫的娇妻美妾，是天底下最舒服的存在。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彻底错误的。

首先，作为各方势力平衡的皇帝，娶什么女人自己说了不算；钱更是内帑和国库分开，不能随心所欲调用。很多史书中写道，甚至有些贵妃置办新装还得考虑再三；至于权力——近的文官调配都是六部长官各有门生就算了，远的就如军队，各个大将军都是骄兵悍将，又岂是皇帝说调就能调？皇帝天天防着他们造反还差不多！

说白了，按近代公司制度来说，皇帝就相当于董事长，是董事会成员扶助你上去的，是大家选的你，而不是你选的大家，你如果能安心的以各位董事股东的利益为核心利益，这几个人都帮着你；如果你不帮着大家去创造利益，反而想削减各位股东的权益，甚至想把新人加进这个董事会来，那对不起了，如果你控制不了局面，股东和董事会甚至会把你的桌子掀掉，重新换个董事长。

从商周时期的“天下共主”是这么个意思，到满清的“八王议政”也还是这个意思，三千多年历史，从来未曾变过。

唐朝初年，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唐太宗李世民想把女儿嫁给博陵崔氏，被博陵崔氏拒绝，因为在门阀世家眼里，轻易不会承认七宗五姓之外的豪族，更不用说崔卢郑王这顶尖的四大家族。

天子嫁女被拒绝，唐太宗意识到门阀的权力过大，有“掀桌子”的可能，所以后期通过法律禁止门第婚姻，并且修改士族排名的《氏族志》，但依然无法改变门阀过于强大的现实。

实际上，股东是不可怕的，董事会成员也没那么糟糕。一来，他们和皇帝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来，皇帝掌握经营层，轻易他们不敢翻桌子，而皇帝虽然不能对抗全部股东，但看哪个股东不顺眼，收拾一下，还是有绝对能力的。

但是股东如果不甘寂寞，除了获得董事的身份，又插手公司具体事务管理，那就情势完全不同了。

举例来说，一个公司股东，做了采购老总，他回扣所得就高于股份分红，他还可能和你是利益共同体么？

不仅仅不是利益共同体，他还会天天防着你，拉拢各种势力，使自己具备掀桌子的能力，防止皇帝的清算。甚至，更没有人品的，他还会和其他公司的人勾结，时刻准备拉山头，另立炉灶。

所以有能力的皇帝在取得天下之后，一定会让股东放弃介入经营层的想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皇朝的命运肯定是短命的。

比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比如满清那班剃头彪子们废除“八王议政”。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是用铁血让这些股东们断了参政的念头，才让李唐没走前任杨家的老路。而至于蒙古来的那几个肚包肉，因为始终搞不清这个状况，才让自己99年就败退中原放弃了大一统。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大一统王朝最终都走向相同的路径？

答案很简单，就是人的贪欲和马太效应。

在掌握了游戏规则制定的前提下，资本拥有者是无法控制资本扩张边界的，在一个个人贪欲被糅合成集体目标后，资本的边界会颠覆社会的一切伦理，而在舆论的加持下，弱势群体甚至连发声都相当困难。

如前所述，股东介入管理层，其远大却不可实现的初心，被眼下的实际好处取代，被掌握权力的快感取代，进而要求更高的非法收益，比如工资少于受贿所得，比如奖金少于利益输送，比如公司上市的愿景不如眼下的日日笙歌。

而股东们的集体短视，肆意扩大资本的边界，最终导致另一个集体的受损，那就是最广大人民的生存权。

三、生民的悲歌与皇权对既得利益者的抑制

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教材里收录了《诗经》里的一首诗，诗歌的名字叫《硕鼠》，印象深刻的是这几句话：硕鼠硕鼠，莫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年少无知时，背这首诗不觉得有啥不妥，而今读起来，一股苍凉涌上头。老百姓的生存权，自古以来都是非常脆弱的，四时不宁，就会颗粒无收；官吏横行，横征暴敛，则饥不果腹；甚至武帝时期，民生产品全部官办专营，也导致一大批人的失业。

生民的生存权，归根结底靠什么来保证？

其实答案真的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那就是保证生民对生产资源的占有，说白了农业时代的有地耕，商业时代的有事做。

生民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占有就行，不一定要所有。但即便这个占有，也有千万人在打他们的主意。

如前所述，在马太效应下，尤其是资本在掌握行政权力的情况下，是难以自我约束的，他们必然会越过一切边界，即便是皇权的边界他们也是毫不犹豫。

战国时期，韩赵魏秦悄悄分割周王畿，明清时期地方大员大量的抢占皇田——既得利益者总有本事用一种悄无声息的本领扩大资源的范畴，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长期行动。而当资本终于跨过所有边界，开始侵犯生民权益的时候，作为以稳定统治为根本利益的皇权必然开始反击。

汉武帝时期，曾有过一次极端的行动，将各地的豪强迁徙至茂陵，在下这套强制政令前，他设法铲除了窦太后及开国后裔势力，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以打击匈奴的国策名义下进行的。武帝时期，利用皇权军权政权高度一统的优势，对地方豪强势力予以沉重打击，使豪强势力隐匿半个世纪之久，也使西汉在民间的政权响应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稳固。这其中表征之一，就是原本拥有各自族群标记的百姓，统一将王朝称号标志为所属族群称号，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纵观历史，所有各个大一统王朝中兴时期的变法，无一不是主政君主希望能借助变法势力，划清既得利益者与生民的疆界，使资本有所收敛，至少不能祸及广大多数的生民，而导致社会的动荡。

但是，令人忧伤的是，皇帝的这种善意，通常都会失败，因为既得利益者囊括了从舆论到实际执行权力的各级官员，如一个庞大的山影，难以跨越。

自古以来改革者都是非常孤独的，也通常难得善终，改革者的身后如果没有长寿且强势的皇帝，也多半都会死于非命，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争斗，皇权和改革的孤臣，对抗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如若成功，皇权可以成功续命百年，如若不成功，最多不过三十年，生民因资源被过分掠夺而难以生存，国家内乱四起，边境武装危机，政权遭到颠覆。

公元1085年，王安石变法最大支持者宋神宗去世。次年，王安石在病痛与失望中离开人间。40年后，公元1125年，金军攻破燕京，南渡黄河，北宋名存实亡。

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七君子血洒菜市口；13年后，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结束了满清267年的统治。

每一个王朝到后期，既得利益者总是不愿意牺牲哪怕一丁点的利益以分给生民，以稳定统治；而当民不聊生，国家动荡，战争的机器席卷过城市的时候，最终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尸骨无存，玉石俱焚，这好像是一个解不开的魔咒。

公元880年，唐朝王叔文改革失败后，盐贩子出生的黄巢将造反军开进了长安，一时之间，长安尽成人间炼狱，时隔多年，诗人韦庄借助逃难妇女的口吻，写出了《秦妇吟》，在诗里，韦庄描述了被攻破长安的凄惨——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

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说到底逃不开人治，而欧洲可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欧洲从来都小国寡民，又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对老百姓太苛刻，他们就会逃到别的国家去。而中国是个大一统的农耕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逃无可逃，被逼得活不下去，只能奋起反抗。这种治乱交替中，能够起到对既得利益者的平衡及抑制作用的，那就只能是明君。所以在中国，皇帝从来不是一个反面词，而在西方文化里，皇帝通常意味着集群、专制、淫乱和杀伐，皇帝至少并非是一个好词汇。

中国人将皇帝为“君父”，将皇帝和父亲进行比拟，把告御状看成是极端冤屈之后司法公平的最后路径，这也符合逻辑。在底层老百姓看来，国家政策昏乱，民不聊生，肯定是奸臣佞臣在摆弄皇帝，不管怎样，皇帝总归是好的。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几千年来，大多数大一统皇朝中，是皇帝成为墙壁，将既得利益者死死的挡在生民的洪流之外，一旦皇帝崩塌，生民也就无路可走。

为什么皇帝和生民会天然连在一起？《三国志》中鲁肃给出了答案。

公元308年，史称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兵南下，发动赤壁之战，孙权顾忌于曹操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敢轻易言战，犹豫不决，时鲁肃进言：今肃可迎操耳，将军不可也，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观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大小都有官做，曹操总归要用人，你孙权投降曹操，还能指望有善终么？

就比如现世之公司破产，工人仍然可为工人，车间主任仍然可为车间主任，独独老板一人，身家俱灭，无处容身。

崇祯皇帝死前狂杀嫔妃，北宋灭亡之后所有皇族被迁往大漠，并行耻辱的“牵羊礼”，南宋末年，崖山战役之后，陆秀夫背负11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对于皇权来说，一旦失去统治权力和秩序，迎接所有人的都只能是死路一条。

也正因此，但凡稍有胆识的皇帝都要竭尽全力确保生民的生计和公平，确保既得利益者的野心疆界在可控范围内，

四、反思同治中兴

在清朝中后期，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国家和社会短暂恢复，经济回升，史称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期间，开明的洋务派占据了朝廷的主要力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名臣济济一堂，堪称清廷晚期的最好时光。

这段时间，开明的清廷官员开始修建铁路，开设工厂，兴办学校、邮政、银行，在这股风潮之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廷国资兴办江南制造局、招商局、汉阳铁厂以及包括安庆军械所、福州船政总局等官办企业，兴办实业之风，可谓一时无两。

只可惜，这么多的官办企业，这些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的巨额财富，最终却不知不觉被“实际控制人”给占有了。

公元1917年11月18日，曾经担任清朝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的晚清首富盛宣怀（1844-1916），在上海正式举行出殡大典，在这场葬礼中，盛宣怀的子孙们共花费了30万大洋，出殡仪仗队总长近3公里，仅抬棺材的杠夫，就达到了64人之多，礼仪甚至超过了帝王出殡，传闻全上海几乎倾城而出，争睹这场世纪葬礼。

而对于豪奢的盛宣怀子孙们来说，30万大洋实在是小意思。尽管被民国政府没收了大量财富，但他们的老爷子盛宣怀，还是给他们留下近1200万两白银的遗产，这其中仅现金和实物资产，盛家子孙就分到了580多万两白银。

盛宣怀，作为李鸿章洋务运动的马前卒，本应鞠躬尽瘁，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但是，却以“实际控制人”这种方式，悄无声息地承接了清朝末年相当部分的国有资产，成为晚清至民国时期最大的私人财富拥有者。

另一广为人知的事件是，作为官办国有资本坚定的支持者，盛宣怀在前进中顺便踩死了晚晴末年最为知名的民办商人胡雪岩。

实际上，开办国有资本企业，进入社会领域，扩大国有资本的偿付能力是历朝历代一大部分官员的想法，远的如汉朝初年，为了筹集资金对抗匈奴，汉政府实行盐铁官营；近的如明清时期设立的皇商体制，设立江南织造总局统领江南地区丝绸产业。

以国有资本经营扩充国家财政实力，从本义上没有错误，但是往往统治者无法估计的是人性，除了无边界扩张的国有资本会与民争利、最终侵犯民生边界之外，最无法避免的还是实际控制人的问题——虽然企业名义上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可是整个国有资本实在太过庞大，而庞大的经营过程中需要有人及时作出决策，由此逐渐导致实际控制人的权力最终凌驾于实际所有人之上，并成为实际的既得利益者，而当社会出现战争、灾祸等重大结构性改变时，国有资本也就顺理成章的转为私人资本，真正完成了实质意义的转变，直接挑战了社会的公平结构。

这一过程中，实际控制人的越权上位，需要最大的助力就是衰弱的皇权。

前文所讲的同治中兴中，清廷掏出家底所创建的各大国资公司，却最终成为官僚和军阀的产业，其核心原因是从咸丰开始皇权的极度衰弱（慈禧太后个人的强势不能代表皇权的强势）。纵观满清末期多位皇帝，在生理上皇帝懦弱没有子嗣，在心理上，长期在强势的后宫势力和保守势力中徘徊两难，衰弱的皇帝个体和羸弱的皇权，使中央长期无法对地方形成足够的约束力，而既得利益者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鸠占鹊巢，一品大员袁世凯仅用一支卫队就接管了乾清宫。

只是治乱兴替，成王败寇，每一次的打碎重组，又总会产生新的势力圈层。方今之时，国有资本以数百万亿计，民营、外资垄断资本也逐渐成气候，这些资本合力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且逐渐下沉，与生民抢资源，需如何才能守住民生的疆界？而国有资本中，实际控制人逐渐打通上下链条，门生故吏充塞其中，纵使其中若干人之变迁亦难以更改局势，国有资本又如何逃过满清末年盛宣怀之殇？

而这些问题，即便对今日，也是不小的挑战。

作者：施江波，汉族，籍贯浙江东阳，出生于1981年8月，先后获得宁波大学法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主要研究人文历史、宗教国学方向，现为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