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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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裴斯怡

宁波市民营经济研究会 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冲击尤其大。本文通过分析本次金融、经济危机的特征,剖析了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原因并从国外学者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探讨。此外,本文还对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简单的归纳总结。

【关键词】 金融危机;原因;马克思经济学;经济理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学者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不再适用了,因为美国式的经济模式已经使资本主义跳出了周期性危机规律的支配。2008年殃及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再次表明,危机的重复性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表现。这些基本矛盾及其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9世纪就给予了科学解释。面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许多外国人走进书店,重新捧起了卡尔·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撰写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西方国家思想界也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下面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因此,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刻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关于资本的贪婪本性以及虚拟资本社会影响也做了深刻的分析。

(一)生产过剩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结合大量的19世纪英国机器化、工业化背景下产业经济危机现象,运用矛盾分析法,并侧重于制度视角,从交换、生产、消费到社会经济制度,对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危机成因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其次,在生产过剩的持续性中讨论金融危机的必然性。认为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值的贪婪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

(二)虚拟资本、信用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货币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通过对生息资本、信用、虚拟资本、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本质特征、功能机制及其增值规律的历史分析,资本主义大银行不仅能创造虚拟资本,而且能牟取暴利。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出来的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但它能象现实资本一样获取利息和利润。虚拟化的金融证券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货币危机。“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创造出一种拿他人的、社会的财产进行冒险赚钱的赌博欺诈制度。

在信用的形式下,资本家不仅用自己的资本赚钱,而且拿他人的财产来冒险赚钱。于是,一帮冒险家和赌徒必然应运而生。“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正因为如此,现代金融家们把抵押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再包装,对其中包含什么内容,到底值多少钱,都无从知晓。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分析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国家间宏观层面的相互作用,还从金融危机全球化得角度,去分析金融危机通过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全球资本积累体系造成的影响,并对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也进行了分析。


二、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原因

  由于美国的“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弊端等无节制的信贷以及缺乏监督的信用监管体制导致了危机的爆发。首先,美国居民超前消费理念促使无节制的消费和贷款,而他们本身的消费能力远远超过其收入现状。无还贷款能力会直接导致无钱还房贷,房地产泡沫也随之产生。同时,美国衍生金融产品的不断增加,使得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们无限制地投机、无限制地追逐高额利润和高收入,制造了虚拟经济泡沫。再次,虽然美国的金融监管在全球范围内来说比较规范和完善,但是相对于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而言则显得比较漏洞百出,加之监管的缺位使得这次金融危机没有在萌芽的时候被有效遏制,反而在全球越演越烈。

  美国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实质还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来认识。首先,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及其管理失控与崩盘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其次,这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手段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的对抗性爆发。再次,私有化、大市场、低税收的美式资本主义体制对危机的爆发也有重要影响。美式资本主义,是从经济发展模式上来定义的,也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主张实行平等、自由、便捷、节省的原则,设定有利于资本扩展的税种,减少税收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损害,以便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机会、保持经济的持续繁荣。


三、国外学者对当前经济危机的看法

(一)国外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金融危机进行分析的一般性出发点

1.从异化和人性的角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出发。西方国家的学者用异化和人性来分析资本主义,表面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实际上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接受的。如:1979年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六十年代和以后在论述马克思学说的一些重要著作中,都把异化这个术语看作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概念。法国天主教作家让—伊夫·卡尔维兹神父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中把异化概念当作探讨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有机主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学者依然把异化和人性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之一,把危机看作是是人性与贪婪的结果。曾历任高盛公司职员、投资银行家的日本学者神谷秀树2008年在金融危机后出版《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在这本书中他揭露了美国投资银行家家道德准则是“今天赚到的给我,明天赔掉的归你。”

2.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出发。我们也可看到,大多数批评不涉及资本主义的未来问题,或者说,对于他们,并不存在资本主义被超越、被取代的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于共产主义的认同问题。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力量。法国的《当代马克思》2008年下半年号(第44期)刊登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思考全球替代运动》的文章。文章对心理学家玛尔塔·哈内科尔、纽约大学教授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等进行了访谈。玛尔塔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最杰出的最深刻的批判。……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留下来的理论武器能使我们对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出最好的批判。”而亚历克斯则讲:“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批判。”而路透社记者德布鲁斯在2008年底指出:“现在有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资本主义需要在21世纪得到全面修正以拯救自身,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确证。”

(二)从金融化的角度来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市场问题的出现,其根源无法从孤立的金融市场中找到,更无法从金融市场中孤立的个人行为方式的特征中找到,而必须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 历史 趋势中寻找答案。  

1.伊藤•诚(Makoto Itoh)认为资本主义大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直接融资,从而减少了生产性投资对商业银行贷款的依赖,导致银行以劳动大众为融资对象的“攻击性”贷款得到扩大。因此,金融部门的膨胀并不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而是主要靠由证券等金融产品的开发、推销、交易、信用担保等所获得的手续费、保险费、金融产品及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性交易的资本收益。

2.多斯•桑托斯(Paulo L dos Santos)考察了全球九家跨国银行的主要业务,证明了当代银行业从以传统借贷业务为主向以对工薪阶层贷款与金融中介业务为主的转型。同时,他认为两个因素决定了个人信贷业务的剥削性质:第一,个人信贷一端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金融专家,而另一端是为了获得消费资料的普通的雇佣工人,因此信贷一定是不平等的;第二,个人信贷的规模在过去二十年中大幅度增长了,其原因在于对工人基本需要的供给普遍自由化,从而迫使工人不得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  

  3.Demophanes Papadatos认为,金融化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在这种环境中,中央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吸取70年代滞胀时期的经验,认为经济不稳定性可以通过限制金融不稳定性而得以减少,而金融不稳定性可以通过稳定价格来减少。其结果就是现有体制中中央银行盯住通胀的政策及其独立性。他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同时也是一场货币政策体制的危机,反映了盯住通胀政策的阶级维度: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损失为代价维护金融利益。对于金融化过程中监管部门的角色,托马斯•帕利(Thomas IPalley)认为,由于金融化已经和宏观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必然受到宏观目标的限制,从而在客观上监管部门不得不主动推动金融化的过程甚至推动资产泡沫的膨胀。

  4.鲁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批判了金融化的逻辑,认为金融化的深入将扭曲资源配置,改变社会中个人的行为方式,他认为:“当金融部门不断扩张并且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平衡时,问题就恶化了。这种扭曲在金融化根深蒂固时变得更为严重。问题随着金融逻辑的遍地开花而展开。金融化也鼓励公司优先 发展 其金融功能,将自身看做是一组资产,而这些资产总是要拆散和重组的。同时,金融化也鼓励个人,使他们把自己当作两条腿的成本与利润中心。”

(三)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

当代全球资本积累模式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的实体经济积累,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投机、掠夺与分配,两个部分相互耦合、相互依赖、相互破坏。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金融泡沫膨胀推动财富效应从而推动消费和进口,并且为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发展中国家被迫大量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来压低本币推升美元,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输入廉价商品遏制通货膨胀,并且将贸易盈余以金融资本的形式重新回到发达国家从而推升资产价格。这一模式的核心是美元,围绕着美元的资本流通将这一模式再生产出来,因而,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全球失衡的原因也在于此。

1.Ramaa Vasudevan认为:(1)全球不平衡使美国扮演世界银行家的角色,从而从东亚和石油输出国吸收剩余,并使剩余在外围的新兴市场中循环;(2) 金融 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扩大使这一模式成为可能,每当危机发生之时,美国金融市场上来自新兴市场的资本的流入都会达到顶峰,外围国家的危机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安全阀,资本在危机发生之后流向美国维护了美元的地位;(3)金融统治与外围国家结合进全球金融体系是发达国家维护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位置的机制,金本位时代的英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国的地位都是由对外围国家的金融统治支持的;(4)次贷市场的崩溃一定程度上是美元帝国矛盾的反映。

2.Juan Pablo PaincEira认为在金融化与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作为准世界货币的美元的发行成为富国从穷国榨取价值的机制, 发展 中国 家积累外汇储备是一个剥削过程。过去二十年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可能突然流向发达国家,经常项目赤字、金融和汇率危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相反,在第二阶段,主要是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加,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国际资本外逃的损害。然而,这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都付出了社会与 经济 成本:(1)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而不是将外汇用于生产性用途,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第二是预防资本突然外逃——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深受这两个问题的损害。(2)发展中国家国内债务的增加,主要是用于冲销货币,来抵消国外资本流入造成的通胀压力。发展中国家被迫这样做来实现中央银行盯住通胀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被迫负债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避免货币供给的增长,以实现控制通胀的目标。(3)2000年以来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将它们的国际储备大量投资到美国政府债券上,从而压低了美国债券的长期收益。因此2001—2007年美国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的积累有直接的联系。同时,美国住房市场泡沫与发展中国家自2000年以来的大量储蓄也有关系。(4)资本向美国流动是由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能够承担非常大的贸易赤字。美国利用其发行准世界货币的能力,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支付其不断增长的进口支出,而其赤字又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增长的来源。

(四)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分析

1.大卫•科茨(Davi)认为,推动2002—2005年经济扩张的关键因素包括:(1)债务增长推动的消费增长,而宽松的信贷政策和房地产泡沫又推动了债务增长;(2)利润率的增长推动了非住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实际工资增长慢于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又是利润率增长的主要原因;(3)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泡沫推动了住房建设投资;(4)联邦政府支出的增加,主要是军费支出,减税也间接推动了增长。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体系在这几年之中克服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新自由主义体系可能达到了推动经济扩张、转移严重经济危机能力的极限,因此,资本主义将有可能以新的体系代替新自由主义体系。

2.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和杰拉尔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和去监管化政策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新金融体系(New Financial Architecture)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金融体系有五个方面的问题:(1)新金融体系的理论基础,即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并不牢固,很容易误导监管者,“对于那些不效忠于新古典的金融学家的人来说,他们资产定价模型最好当作智力练习。在这个练习中,经济学家们问到:想得到资本市场能够准确根据风险与收益定价的结论,至少需要什么样的假设”。(2)新金融体系普遍存在不正当的激励,从而产生过度冒险的行为,“证券化的显著增长产生了大量费用收入。既然这些费用不必归还,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强烈的激励去最大化他们的贷款额,不论贷款者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3)抵押债券过于复杂和不透明,因而它们难以被准确估价,一旦过度乐观的情绪消退,泡沫必然要破裂。(4)新金融体系下大银行可以将风险移向资产负债表之外,从而在繁荣时期持有了过多高风险资产,并且逃避监管。(5)新金融体系产生高杠杆率和高系统性风险,从而将美国次贷市场的问题传播到世界。对于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他们认为在新金融体系之下救市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危机,反而会使得危机在将来以更大的规模爆发。

3.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认为,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理论和政策在危机中一一得到否定:第一,监管者应当保护银行存款人与消费者不受个别金融机构不良行为的损害(比如储备不足),然而监管却松懈到了极点;第二,金融市场独立地在个人、 企业 和国家之间配置资源,而不受政府的干涉,但是高杠杆化和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不透明性使市场垮台,并最终导致国家救援;第三,中央银行盯住通胀控制货币,然而中央银行却选择保持低利率,并允许迅速的信贷增长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结果是从中国进口的低廉商品平复了通胀。

4.希勒尔•蒂克庭(Hillel Ticktin)认为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有两个结果,其一是对意识形态产生质疑——新自由主义看起来过时了、失败了;其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身产生质疑。


四、总结

通过对以上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总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是普遍的生产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绕过这两个问题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20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率动态趋势的分水岭,资本主义仍然无法走出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运动始终具有否定自身合理性和持续性的趋势。其次,金融部门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膨胀具有历史性,这一情况是在实体部门利润率低迷、实体资本及利润转向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励金融自由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金融部门的独立性、金融产品的复杂化、金融监管的自由化、金融资本的掠夺性都无法逃避创造出其本身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能力的过剩和投资机会的减少,从而金融领域必然具有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建设性外表必然包裹着破坏性内核。再次,泡沫膨胀和破裂的周期性变化,是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度的双重结果,当代资本积累体系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金融过度,二者相互耦合、相互依赖、相互破坏,生产过剩必须通过金融过度来消化,金融过度必须通过剩余价值生产来支撑,二者的分离恶化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导致其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不可持续的体系。

第二,金融化改变了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关系。金融化在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一方面是生产过剩、生产性投资机会减少、生产资本涌向金融领域,另一方面是企业越来越依赖直接融资渠道,从而导致银行业务的转型。金融市场成为生产部门剩余资本的投机场所,成为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投资”领域。金融机构为金融投机提供服务,获得费用收入,从而具有强烈的动机使资产泡沫膨胀。其次,金融化改变了金融资本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金融资本不仅通过传统信贷的间接方式分配剩余价值,而且直接从工人的工资中获得收益。因此,金融资本的维持与膨胀,不仅依赖于生产资本的再生产,而且依赖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金融化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建立在了更大的不稳定性之上,无论是哪一个环节断裂,或者是泡沫收缩本身,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面的危机。再次,金融化改变了金融资本和监管机构的关系。监管机构的政策工具受到限制,这是因为任何政策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使政策工具作用于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因此必然影响泡沫本身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危机发生之后,追究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是二律背反,是找不到原因的——危机爆发的原因只能通过考察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在整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才能找到。

第三,全球积累体系否定自身的机制在于,一方面生产扩张的极限不是工资收入限制下的需求,而是财富效应刺激下的需求,另一方面信用扩张的极限不是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而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输入美元的能力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能力。因此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金融化过度,过剩的生产与过度的金融化相抵,并使这一模式再生产出来成了偶然的事情,危机成了必然的事情。这一积累模式以美元为核心,积累模式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界货币体系的 历史 发展趋势。首先,现有世界货币体系与这一模式最直接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从而产生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不稳定性。其次,现有世界货币体系有利于金融掠夺而危及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模式具有相互依赖的特征,而模式本身并不能保证两方面的有效配合,一端是为了占领更大的美国进口市场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另一端是促使美元贬值以抵减债务并促进金融自由化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掠夺。因此,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必然向着有利于金融稳定,从而有利于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否则它将继续削弱自身存在的基础。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自由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理论或是一种政策,它的兴起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瓶颈的结果,是生产过剩和利润率危机表现为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结果,因此新自由主义宣扬私有化、自由化,反对政策干预、反对劳工运动,从而为资本积累的实现创造了新的条件;第二,新自由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克服一个矛盾的同时,又引起了更大的矛盾,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积累过程持续处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从根本上限制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同时新自由主义不得不通过刺激资产泡沫推动财富效应从而推动消费增长,而这一方式在本次危机中得到否定;第三,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的消失,国家干预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因而本次危机中虽然的确存在否定新自由主义各种理论和政策的事件发生,然而就新自由主义依靠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压低工资来增加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言,新自由主义并不会被轻易取代。

总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化,还会有更多的人从社会主义中寻找解决此次金融危机的出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破产,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马克思的《资本论》却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巍然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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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裴斯怡,硕士研究生学历,宁波市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社会学等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