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医患关系的构建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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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型医患关系的构建

杨政

天津社会科学院 天津 300191

摘要: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互动模式。新型医患关系具有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时代特点。医疗机构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均衡是新型医患关系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构建新型医患关系的路径在于重建医疗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和医患双方的信任基础。

关键词:医患关系;社会责任;信任重建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医患关系不仅能反映出医疗体制的运行逻辑,而且会对医患双方的医疗和就医模式产生稳定而持久的影响。医患关系虽然相对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变迁和医疗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医患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特定的医患关系是相应医疗模式和医疗体制的晴雨表。当前,构建新型医患关系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新型医患关系的内涵

所谓新型医患关系是相较于经典医患关系而言的。新型医患关系是现代医患关系的新发展。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将医学发展史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范畴。由此,医患关系也可区分为传统医患关系和现代医患关系。传统医患关系是一种基于自然经济原则的业余的地缘性人际关系;而现代医患关系则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专业的业缘性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医患关系的确立既是专业分工和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更进一步,现代医患关系又分为两个阶段,即经典阶段和后现代阶段。经典阶段的医患关系是机器生产和大工业生产时期的医患互动模式。而后现代阶段的医患关系则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医患互动模式。本文所说的新型医患关系特指从经典阶段进入后现代阶段的全新医患互动模式。

传统医患关系是一种基于自然经济原则的地缘性医患关系。在自然经济阶段,医学发展比较缓慢,人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彼时的医患关系尚未从其他人际关系中完全独立出来,因而处于地缘性人际关系的附属地位。《说文解字》里说:“医,治病工也”。《内经》提出“病为本,工为标”。这是传统中医的医患关系准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医学科学在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阶段获得了飞跃性发展。医疗行业快速进入了专业化发展阶段。此时的医患关系也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即经典的医患关系阶段。经典的医患关系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业缘性人际关系。这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人际关系类型。医生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主动-被动”和“指导-合作”的支配性医患关系;随着共享经济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拓展,医学领域原有的专业知识垄断和技术壁垒被慢慢打破。患者自身在疾病治疗和身体康复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随着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现代社会的致死性疾病开始转变为慢性疾病。对于久病成医的患者来说,他们要求主动参与到自身医疗过程中的愿望更为强烈。在此情况下,过往支配性的医患互动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只有建立全新的医患互动模式才能适应新形势与新需求。

二、构建新型医患关系的前提

要构建新型医患关系就必须深刻反思现有医患互动模式的内在逻辑及其弊端。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均衡是新型医患关系建立的基础。必须承认,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原则对医疗机构的过度渗透。现代医疗机构是基于疾病认知和分类基础之上的科层组织。对于理性与效率的追求是科层组织的基本要求。与其他科层组织一样,医疗机构的发展也难免陷入科层组织的“牢笼”。医疗机构的运行必然要求以理性为原则简化医患关系。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原则也追求以价格为核心建立高效的经济交换体系。医疗组织与市场经济合流必然形成一套以疾病及其治疗价格为标的交易体系。患者花钱治病,医生治病挣钱,各取所需,似乎天经地义。然而,将医患关系简化为经济交换关系既扭曲了医患关系的社会属性,其发展后果也十分危险。

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医疗机构自然面临着创收压力。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追求收入和社会声望本无可厚非。但在缺乏内部自律和外部约束的情况下,将临床医生的收入与其医疗行为直接挂钩是一项危险的举措。因为这会扭曲医患互动的信任基础,进而将临床医疗人员推向医患冲突的最前线。另一方面,无节制的盈利追求会让医疗人员坠入效益最大化的陷阱,从而失去对科学和疾病的中立判断。如此一来,对于临床医疗人员来说,每一种疾病的“价值”都会因人而异。甚至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群中的“价值”都会因其收入不同而呈现社会分层上的差异。临床医生难免会倾向于优先为高收入人群治疗高“价值”的疾病。这会摧毁了医学职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基础。医疗机构既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对经济效益的无节制追求必然导致其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缺失。

三、构建新型医患关系的路径

当前我国的医患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患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怀疑与冷漠。医患之间的社会距离也日显疏离。医患纠纷和冲突频发。“医闹”现象突出。屡屡出现的伤医乃至弑医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现有的医患互关系和医患互动模式。新型医患关系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道德与信任重建。医生的高度自律和患者的充分信任是医患良性互动的一体两面。医学职业对专业人员的素养和道德操守本来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然而,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创收冲动显然会严重削弱其职业操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自古以来,医患双方对疾病的关注点本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患者希望自己不生病,而医生则倾向于在患者体内发现更多的疾病征兆。再加上经济因素过度渗透,导致医患关系出现日益紧张的局面。医患彼此的镜像日益扭曲和负面化。医生认为患者重财轻身、讳疾忌医;而患者则抱怨医生缘病求财,因财施救。为了应对紧张的医患关系和潜在的医患冲突。临床医生一方面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说服患者。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专业技术壁垒和保守治疗策略来规避潜在的医患冲突风险。凡此种种,既严背离了医学发展的道德初衷,又扭曲了医患关系的社会本质。

医疗从业人员也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医疗体制改革要着眼顶层设计,统筹分配资源;努力推进基础医学创新,提高临床医学效率,弥补预防医学短板;改变将临床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其医疗行为直接挂钩的做法;在医疗保障层面,将基本医疗和保健医疗划归不同的社会保障层次。基本医疗实现国家保障,而保健医疗则通过个人支付和社会统筹来实现;在医疗保障机构建立更为独立、专业而高效的监管和监督队伍,实现对临床医疗行为的专业化监督。通过社会化的医疗监管体系来确保医疗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并以此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纽带。综上所述,通过体系调整、组织建设和制度化监管,由此构建的新型医患关系必将重塑医疗人员的职业操守,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纽带。这种平等合作、开放包容的新型医患互动模式将会赋予患者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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