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爱情意识”下的现代言情小说探究及新论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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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爱情意识”下的现代言情小说探究及新论

苗慧婷

青岛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啼笑因缘》、《秋海棠》两部现代通俗言情小说为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梳理两部作品中的人物所体现出的“现代爱情意识”,以此为立足点来探究现代通俗言情小说中的现代性因素及对传统小说言情模式的突破。因受现代性思潮的影响,这两部作品所表现出的爱情观(爱情意识)很特殊,它不再是传统的才子佳人的言情模式,而其中掺杂了更多的现代性的因素,不断丰富、完善着现代通俗小说的内涵容量。

同时在现代爱情观的影响下,我们需要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小说文本中去,从“现代爱情意识”出发来探究现代通俗小说,其中的“现代意识”并不完全是“现代”的,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作品中人物的某些“爱情意识”进行回拨、归类,做出客观的判断。


关键词:爱情意识、严肃小说 、理性、现代性;












引言:

在现代通俗小说的许多作者中,张恨水的代表作品《啼笑因缘》与秦瘦鸥的畅销小说《秋海棠》二者同为言情小说的扛鼎之作,但也有自身独特的艺术气质。两部小说的题材都涉及“戏子”与“军阀”的纠缠,同时也都具有侠义之气的体现,比如《啼笑因缘》的关式父女,《秋海棠》中的袁绍文、赵玉昆;但两部作品因发表的时间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男女主人公所表现出的爱情意识仍具有不同之处。本文并没有直接将两部作品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而是从“现代爱情意识”这一角度为出发点,来挖掘两部作品所表现出的不同现代爱情精神特质。同时运用比较的观点注意到当时的严肃小说,以此延伸,以期达到对现代小说雅俗不同形态的完整把握。

一 理性精神的出现

理性精神在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男女主人公在对待爱情时,有了自己的思考,主观意识不断增强,很明显的体现在小说情节中就是人物有了可以做出选择的空间。《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虽出生在富裕家庭,也能算得上是一个富家少爷,但他并没有觉得卖艺的凤喜和关氏父子低人一等,反而觉得在他们身上具有人性的闪光点,愿意和他们交往谈心,热心帮助他们,起码樊家树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懂得平等对待的原则;二是男女主人公在面对爱情时,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现代爱情意识不断加深。《秋海棠》中名角秋海棠在对待爱情时的艰难决心,就是选择避开罗湘琦的寻找,他不愿在他失去姣好的容颜之后再继续这段爱情,本来一家三口是完全有可能团聚的,但秋海棠却选择自己一人来到衡水村抚养梅宝,因为在他心中,爱情就是曾经那段最美好的模样,留给对方最美好的青春与容颜,而如今的物是人非,早已将心中的爱情尘封,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的热忱都投注到俩人爱情的结晶女儿梅宝身上。所以,在面对爱情时,现代通俗小说的“爱情意识”脱离了简单的模式化框架,给了人物更多选择的空间,在此基础上,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现代爱情意识”也更加具有理性精神。而这恰好与五四新文学的“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并行不悖,从这一方面讲,我们也应当注意当时的俗文学在五四启蒙中可以担当的责任。

二 物质利益的掺杂

物质利益更多是从经济这一角度来看待“现代爱情意识”的。随着近代现代社会经济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文学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像《啼笑因缘》和《秋海棠》等许多小说都是依靠新兴的现代传媒—报纸来连载发行,作家也都面临着大众、市场的压力进行创作以维持生计;而在小说中,人物也离不开金钱的影响,也即是说,“现代爱情意识”受到了金钱的影响,这一现象突出表现在《啼笑因缘》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叙事中,在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樊家树临走时的举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俩人之间的经济爱情交往,以至于后来樊家树希望用金钱将凤喜培养成他心目中的“宠物儿”,但这种金钱掺和的“现代爱情意识”是飘渺的,当家树暂离天津一段时间时,凤喜又被更大的金钱势力诱惑而去了。所以,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经济因素下的现代爱情模式是否会影响我们对于故事人物爱情的判断,换言之,这种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吗?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看待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复杂缠绕的经济因素才使言情小说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承载更多的社会容量,至于会不会影响我们对人物之间的爱情真挚性的判断,因人而异,且爱情是不需要去理性衡量的,如果我们读者在读完家树与凤喜的故事之后,心里泛起了可惜之情,那他俩或许产生过真挚的爱情;如果觉得结尾的家树和何丽娜的靠近是注定且存有想像,那么家树和凤喜的爱情可能是不牢靠的,因此,这种掺杂物质利益现代爱情意识是现代通俗小说的一种独特现象,它极大的丰富了现代言情小说的内容承载力。

三 严肃小说中的爱情意识

我们运用比较的眼光扩大到严肃、正统文学中,能够发现在严肃小说中,很少有现代爱情意识的表达。提到现代爱情小说,我们一般能够想到的是鲁迅的小说《伤逝》,涓生与子君的故事,但学界对此也有不同主题的解读——例如,有学者认为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是虚假的;周作人在晚年回忆录里认为《伤逝》是对兄弟决裂的哀悼之情的表达;还有表现五四青年们追逐新思想而逐渐异化了的悲剧的观点。子君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有着追求自由主义觉醒的知识分子,并且已经十分了解涓生,但结合子君婚后的行为变化来看,子君其实并没有从本质上理解自由解放的新思想,因为在结婚后,子君便止步于个人家庭的小幸福之中,不再追求精神上的进步和追求。所以鲁迅表面上是在讲述一个私人的爱情故事,内核却是在表达知识分子面对的精神困境,比起爱情小说,毋宁说是一部反映小知识分子的社会小说。同时“娜拉”式的出走及胡适的《终身大事》系列都是时代浪潮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娜拉面对出走后的经济问题,中国版的“娜拉”田亚梅是否有出走的合理动力,这些都不能简单的定义为爱情小说。所以,严肃文学在爱情表达上显的有点“力不从心”,但通俗文学在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爱情意识与观念在不断的更新,出现“焕然一新”的局面,使现代小说文体达到雅俗的相对平衡,这是我们在探讨通俗小说的现代爱情意识时需要有一种整体性的眼光,发现与严肃文学进行整合所体现出的价值意义。

从现代爱情意识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进行点醒、拨正,因为现代爱情意识不仅代表一种观念上的因素,放在整个通俗言情小说层面,这种新兴现代言情模式的发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内在品格,也是在近现代社会影响下,小说与社会、人文连接沟通的有力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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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昊.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言情模式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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