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 · 伊斯顿理论模型对美国金融危机起因的分析

戴维 · 伊斯顿理论模型对美国金融危机起因的分析

刘煜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京市 100080

【摘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进入21世纪以来首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12年过去了，这场危机的余波依旧在不断影响着当前人们的经济和生产生活。这种影响的环环相扣被形象地称为“次贷多米诺骨牌”。戴维·伊斯顿理论系统修正模型为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分析框架。通过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危机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而寻找经验。

【关键词】戴维·伊斯顿 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2007年2月，美国爆发了次级贷款违约剧烈增加、信用紧缩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且愈演愈烈。这种愈演愈烈的情形迅速从美国蔓延至世界各地。这种影响的环环相扣被形象地称为“次贷多米诺骨牌”。 第一块：引发放贷机构收回房产；第二块：所有非政府债券资信下降；第三块：通过杠杆放大百倍对冲基金；第四块：日元瑞郎等套利交易砍仓；第五块：美及其他国家消费者信心受挫；第六块：套息交易恐慌性结利；第七块：股市一度出现恐慌性抛售。

至此，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满足了全部“金融危机”的条件：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并且信用紧缩随之而来。¹

戴维·伊斯顿理论系统修正模型为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分析框架，针对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关系经济学提供了框架基础上的分析方法。现在，笔者将以上述理论对渐渐平静但影响依旧深远的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进行分析。

一、美国金融政策的“黑箱”——美联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是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金融机构。它拥有美国国会授权，相当于中国的银保监会，负责美国总体金融政策的监管、制定相关货币政策、监督管理各个联邦储备委员会、银行业务、负责保护消费信贷的相关法律的实施，以及与美国总统及财政部长召开相关的会议并及时汇报有关情况，并在国际事务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等。但美联储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但同时它也不是一个私有的、追求利润的机构。美联储和它的任何一个联邦储备银行都不隶属于美国政府。这里我们要区分好美联储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纯粹从所有权来看，联邦储备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将联储银行理解成私人机构拥有并没有错。但从实质控制权上来看，美联储系统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是美联储系统的中枢神经，是纯粹的公立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控制着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并通过向联邦储备银行推荐行长（通常为经济学家）来影响和制约各地区的联储银行，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美联储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决策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由7位理事组成，主席由总统任命。二是组成机构：联邦储备银行，在全国划分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分行。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三是执行机构：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公开市场委员会决议和执行公开市场操作，是联储体系中最重要的部门，每年要开8次会议。这三个有机部分各司其职：联储主席是美联储的“形象代言人”，每一任都对其任职时代的金融和经济活动留下深刻烙印；联邦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是私有银行，它们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必须在联储银行缴纳准备金，而美联储为其存款做担保；FOMC的利率决议和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量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美联储作为最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其决策层（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否履行了其央行的责任，非仅仅是其货币发行权：宏观上是否执行了正确的货币政策以稳定通胀，保持充分就业；微观上是否对金融机构实施必要监管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是否为本国和跨境的资金流动提供高效的支付系统，是其功效发挥的主要评判标准。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金融政策偏好

尽管政治经济学家在什么是国家的基本偏好上还存在争议,² 但对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根植于利益最大化这一理性主义假定并无疑虑。³国家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取决于其对自身利益的定位。这种利益定位包括对内的选举需求、维护自身的政党或集团利益等，又包括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需求、利益要求、安全保障、地位与威望等诸多因素。

1. 政府对国内问题决策的利益偏好

政治行为体是理性的, 其基本偏好就是维护或者获得政权。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会, 都是根据维护自身位置这个基本前提来确定特定问题领域的政策偏好。⁴换句话说，几乎政治行为体的决策，都是根据选举考虑确定政策选择的。“政治行为体选择经济政策, 政治行为体寻求通过选举赢得政权。所以, 关于经济政策形成的理论必须考虑政治决策者的赢得选举的动机。”⁵

国际关系经济学的学者们主要都过两种方式来确定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一是，考察直接同选举相联系的政治制度，从而确定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 另一种是，通过分析不同政策之间得相互替代性来确定政治行为体的偏好。对于那些想要获得选举的个人或集体，如：总理或总统竞选者，赢取执政党或行政机构等，获得政权赢得选举必须考虑两个基本要素：国家整体经济状况和支持自己的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

⁶国家总体经济状况良好, 执政党就容易保住政权, 而总体经济状况不好则可能在大选中失败。其次, 执政者也必须考虑支持自身的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在西方民主社会, 特定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对赢得选举是不可缺少的, 即使在非民主社会, 统治者也必须建立自身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 执政者政策选择就是在改善整体经济状况和增进支持团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2. 政府对国际问题决策的利益偏好

确定国内行为体及其偏好仅仅是认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经济互动的起点, 并不能从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推导出国家的政策选择。⁷在理解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理解国内行为体的偏好是如何形成国家偏好的, 并最终成为国家的政策选择这一问题。

首先是利益和偏好对国家偏好的影响。这里的利益和偏好主要是指当选的政府所做出的对整个国家层面的整体利益和偏好。这种利益与偏好是通过政治制度来影响政策输出的。其中制度主要起到两个基本功能: 聚合（Aggregation）和授权（Delegation）。⁸一些制度是通过一定方式将个体偏好汇聚成整体利益, 从而决定利益集团的能力及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另一些制度是将决策权授权给特定的行为体, 从而改变特定行为体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⁹

其次是社会行为体对政策偏好的表达。这里的社会行为体是指包括在野党、利益集团、非官方组织等有利益诉求的特定组织，这些组织通过进行社会活动，产生社会影响从而将其利益通过整合的方式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影响政府。这种“形成的强大力量”包括信息、制度、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出于对问题的简化，以及以国家理性化为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国际关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假定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表达直接源于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诉求又细分为贸易、投资、汇率与货币这四方面。如表1所示：

表1：社会行为体与政策偏好

在1987年8月至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之职之前这近20年的被称为“格林斯潘年代（Greenspan Years）”的这一时期¹⁰，也就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尽管在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出现“多事之秋” 现象，但美国经济始终保持了竞争力世界第一的地位和战后表现最佳的宏观经济状态。尽管面临着美国股市即将崩盘、储贷协会破产危机、苏联东欧制度巨变、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9·11事件”、美国战后第10次经济衰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和变故，美国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仍保持了相对高经济增长、高劳动生产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的上佳经济状态。其背后的原因就是美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过宏观经济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并且有一个稳健高效运行的金融体系。

第二，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该体系最大的特点是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的交易比重要远大于信贷市场的交易比重。正因为直接融资活动发达，因此，这种金融体系在自由程度、自发倾向、运行惯性、风险发散、信息传播等方面都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更具难以操控的特征，这样，就对金融当局的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美国经济在“格林斯潘时代”两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是所谓“新经济”；二是金融改革。“新经济”的本质是由科技型企业高速扩张在总体经济结构中引致的长时间持续的高生产率、高增长速度和低通胀率、低失业率现象。在“新经济”形成的背后是美国活跃发达的风险投资和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金融市场。在实体部门强劲增长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尽管美国的金融体系已高度现代化，但是美国政府及立法部门仍然不失时机地进行金融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从法律上实现由金融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以及对科技创新型投资的种种扶持举措。¹¹

这种美国经济政策一贯的市场调节机制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理念，引发了其后一系列的次级贷款危机。

三、美联储该政策引发的经济社会效应——次级贷款危机

所谓次级贷款，指的就是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以所购房屋为抵押的住房贷款。2001年至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风靡一时。虽然随着美联储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但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

放贷机构为了竞争，不断放松放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须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与此同时，次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又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汇集起来，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再配以相应的担保和升级，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被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到了全世界，危机发生，全球就为美国的次级债买单。

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危机就发生了。

危机一旦发生，就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使得危机愈演愈烈。

次贷引发的美国经济危机使得新一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开始思考美联储的政策，对经济开始实行调控。

四、社会经济效应对美联储反馈形成的新政策

伯南克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理论准备，这种准备表现在两个方面：（1）他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论，即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对称导致金融市场在经济周期衰退时加速拖累实体经济。衰退初期，银行过度反应，收缩信贷活动推高融资成本；信贷紧缩进一步抑制了投资消费，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形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同时紧缩的恶性循环。对策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资金成本，稳定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打破金融市场在经济衰退时加速收缩的恶性循环。（2）他在2002年就发表了一篇著名讲话，该讲话被视为后来的行动指南，即《通货紧缩：如何避免它的发生》。在文中他打破传统观点，即在基准利率降至零后，中央银行就失去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伯南克开创性地指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扩大购买资产数量和种类提高货币供应量；与财政部配合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购买长期国债将市场利率维持在低位。

2007年伯南克上任后，在他的理论指导下美联储做了以下工作：（1）金融危机爆发后，在15个月内将基准利率从5.25%降至0，速度和力度前所未有。（2）美联储与布什政府花上万亿美元紧急救助大量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从中央银行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角度看，政府干预力度前所未有，并助长了道德风险，给人一种“大而不能倒”的感觉。（3）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美联储采取更加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向不同的金融市场放贷，买入大量有毒资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1万亿美元急速扩张至2.3万亿。（4）2009年3月，为维护所谓的“绿芽”经济，美联储宣布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美国长期国债3000亿美元打压长期利率，市场认为财政部可能予取予求，要求美联储对发行更多的长期国债埋单，货币政策独立性大打折扣，受到极大的争议。¹²

自此，美国金融危机的国内发展过程完成了一个循环，如图4：

图4：金融危机的国内决策循环

综上，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决策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与市场进行了有效互动。了解了这一规则，有助于在全球一体化的当前，预估风险并进行预判。

1 严海波，《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8年第4期，第102~109页。

2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偏好的界定可以参见Andrew Morav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 513 -553。

3 钟飞腾，《社会行为体与政策偏好：国际关系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基础》，载《国际关系经济学》(国家“十一五”教材系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4 曲博，《偏好、制度与国际关系经济学研究》，载《外交评论》2006年10月总第91期，第103~109页。

5 转引自：曲博，《偏好、制度与国际关系经济学研究》，载《外交评论》2006年10月总第91期，第103~109页，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6转引自：曲博，《偏好、制度与国际关系经济学研究》，载《外交评论》2006年10月总第91期，第103~109页，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7曲博，《偏好、制度与国际关系经济学研究》，载《外交评论》2006年10月总第91期，第103~109页。

8 曲博，《偏好、制度与国际关系经济学研究》，载《外交评论》2006年10月总第91期，第103~109页。

9 Jeffrey Frieden and Lisa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 [A].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Discipline[C]. NewYork:W. W. Norton, 2003.

10 王松奇，《格林斯潘年代美国金融政策的启迪意义》，载《新财经》，2005年第11期。

11 相关论述见：王松奇，《格林斯潘年代美国金融政策的启迪意义》，载《新财经》，2005年第11期，第18~19页。

12 相关论述见：《金融危机前后的美联储》，新华网-理论频道，2010年3月19日，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