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中“词曲”去向探微

五四文学革命中“词曲”去向探微

周蕾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本文从理论与创作实践两个层面来探究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词曲去向，一方面通过探究“白话”“白话文学”在中国古代与五四时期的不同定义和内涵，了解五四时期白话诗在理论上对词曲两种文学体裁的囊括。另一方面，以新诗第一人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过程为例进行具体地分析。使我们更全面准确地了解五四时期传统文学的生存状态和革命知识精英们对古典文学的复杂矛盾态度。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白话；新诗；词曲；去向

（一）从“白话”定义看词曲去向

在今天中国的一些地方，淳朴的人们仍然在使用着“大白话”这个词语来指代简单俗气的话语，有时带有讽刺说话人文学修养不高的意味。“白话”一词的最早出处现无确切考证，即使在五四那个狂热追求白话文学的时期，也只是由胡适阐释了“白话”所具有的一些简单易懂的特质，并没有考证该词的渊源，也没有具体下定义。仿佛“白话”一词就是一种顺其自然，潜移默化的存在。其实“白话”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便存有，并且在唐宋及其以后，随着说唱文学和唐传奇、话本、杂剧等民间文学的兴盛，使用频率增多。南宋淳熙年间修纂的大型类书《锦繍（绣）万花谷》中记载：“教坊致语曰白话”[1]，给白话下了简单定义。白居易的有名诗篇《琵琶行》中写道：“十三学得琵琶成，名数教坊第一部”[2]，教坊原是指教习俗乐，排练歌舞杂技的场所，后来随着宋元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教坊成为了说唱和表演杂剧的场所。宋人吴自牧的《梦粱録》中记载：“唱词白话，打令商谜。”[3]由此可以看出，“教坊致语”就是指说唱表演民间文学时的通俗话语，因为服务对象是市民阶层，其话语相对于士大夫贵族文学更加简单易懂，并且带有娱乐特质。另外古代的“白话”一词还有普通百姓聊天交谈之意，例如在南宋文学家楼钥的《攻媿集》中写道：“相逢了，白话三通。[4]”就是指友人见面闲谈畅聊之意。后来随着明清时代通俗小说的兴盛，“白话”一词更加广泛运用。直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精英们大力提倡白话文学，胡适阐释“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5]据此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的“白话”一词，依然保留着简单易懂的通俗特质，但是不再为满足说唱表演而存在，褪去了娱乐戏谑的外衣，不再是表演者和创剧人的工具。它成了知识精英们与封建文化斗争的武器，是与文言文相对而存在的，文言文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的工具，讲求使用晦涩难懂的典故，华丽的辞藻，讲究格律，过分注重形式，矫揉造作，使思想情感的表达受到束缚。而“白话”正是要去除掉文言文的诸多弊病，以灵活自由的文学形式实现语言文字的解放。这场语言文字的革新，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文化专制的发难。[6]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了解了“古代白话”与“五四白话”的区别。同样，“白话文学”在中国古代与五四时期也有着天壤之别的内涵。

首先，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中，并没有“白话文学”这个词组，它更没有明确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古代白话文学”是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们用五四新文学的革新理论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推导出来的，胡适在编写的《白话文学史》一书中，将中国白话文学史追溯到了两千五百年前的《国风》，认为汉高祖刘邦诗作“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是白话文学，白居易明白晓畅的新乐府是诗歌的白话化，在胡适的《论诗偶记》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古人白话诗词例证，如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并且认为古代的白话词不可胜举，例如黄庭坚的《望江东》，辛弃疾的《寻芳草》等。拥有和胡适相同观点的还有钱玄同，钱玄同在《尝试集》的序言中提到：“用自己时代当时的语言去说明古语，不摹拟古人，内容题材及思想等能够与时俱进，就是白话文学”[7]。并举出例子，认为专门雕琢辞藻，摹拟古人的杨雄是文妖。认为楚辞用楚语，司马迁的史记中改去原来的古语，陶渊明的自然诗，韩愈的文章等都是白话文学。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将中国古典文学中那些思想感情真挚丰富，表达流畅自然，语言能够吸收同时代新词新句，不模拟古人的一系列诗词文赋曲等都列为了白话文学。此时，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们更加注重的是从文学内容上来划分出白话文学。笔者认为，这些内容上丰富、题材语言上与时俱进的但是依然讲求诗词文形式章法的文学作品应该称其为“古代白话文学”。而在五四新时期所谓的白话文学不仅仅是要求内容上要“言之有物”，还要去掉古代白话文学中的陈词滥调，主张不用典或者巧用典，不再讲求对仗格律，不受任何外在形式的束缚。因此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与古代白话文学不可对等。在全面准确把握以上四则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够深入理解白话诗的内涵。白话诗也分为古代白话诗和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即新诗。与上述四则概念区分不同的是，新诗的“诗”代表着诗词曲三种体裁形式。

钱玄同在《尝试集》序言中说：“中国的白话诗自从《诗经》起，直到元明的戏曲，是没有间断过的。其他如陶潜的五言诗，李白、杜甫诸人的古体诗，白居易的新乐府，李煜，柳永，辛弃疾，苏轼诸人的词的一部分，邵雍、张九成这些理学先生的诗，关汉卿到李渔诸人的曲……都是白话诗。”[8]钱玄同把那些可以称为“白话词曲”的作品全部称作“诗”。胡适把《尝试集》的第一集给钱玄同看后，两人在用白话写诗的问题上既有共鸣也有分歧，在以书信讨论的过程中，提到并讨论了诗与词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五四时期词曲去向的重要线索。胡适在给钱玄同的回信中提到：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语言之自然而一不近语言之自然也。”“词之重要，在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之自然之诗体。”[9]可以看出胡适对词这种文学体裁是肯定和赞赏的，认为它比诗更近语言之自然，更能够自由地表达情感。同样曲是词之变体，曲相对词也是如此，曲在语言自然方面更胜词作，不过传统词曲也有其局限性，后来他在《谈新诗》一文中又论述了词曲受音乐谱调限制较大和意思表达受限的缺陷，认为五四新诗的出现是诗体的大解放。最终不讲求任何外在形式束缚的五四新诗囊括了一切白话词曲。

（二）从白话诗的创作中看词曲去向

词曲并不是在五四文学改良和新诗理论下突发性地被完全取代抹杀，具有一个过渡阶段。胡适是五四时期第一个尝试创作新诗的人，笔者以新诗第一人胡适所创作的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为例来详细阐释在新诗的实际创作中词曲的去向。《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歌如《蝴蝶》《寒江》等，大部分仍然采用五言七言的整齐句式，但是已经不讲究格律对仗，而且内容已经焕然一新，新词新语，无一用典，如《赠朱经农》一首中写道：“六年你我不相见”，“父母生我真有用”[10]。在第二编和第三编中的诗歌则完全突破了五言七言句式，转变成长短不一的句式，破除了文言诗的最后一点枷锁。在整个《尝试集》中，第一编写有《虞美人?戏朱经农》和《生查子》等六首词，第二三编仅有《如梦令》和《小诗》两首。此时的词作有两大特点，以《虞美人?戏朱经农》和《沁园春?二十五岁自寿》为例，作品中只保留着词牌和长短句的句式特点，其他诸如曲调、用典等都不复存在，内容也是抒写五四时期的新题材和真挚情感。另外，作者在《生查子》一词中，用词的词牌但是内容却使用了诗的五言句式来写，在《小诗》中，则是使用了五言诗的句式但是格律上却使用了生查子的词调。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五四新诗的一步步成熟，传统词曲形式退化，诗词曲逐渐融为一体，最终新诗囊括了词曲两种文学形式。

通过上述论我们得知，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即新诗，囊括了词曲两种文学体裁，在新诗的实践创作过程中，词曲逐渐退去了外在形式特征，与诗交织，自由选择，因而五四时期的新诗革新与其说是诗歌界的大解放，倒不如说是诗词曲的大融合。通过探究五四时期词曲去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和“白话诗”，深入把握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们对传统文学的态度和革新过程。

注释

[1]参照文渊阁四库全书，（清）永瑢编，引自《锦繍万花谷》集。

[2]引自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961页，中华书局，2006年。

[3]参照文渊阁四库全书，（清）永瑢编，引自《梦粱録》集。

[4]参照文渊阁四库全书，（清）永瑢编，引自《攻媿集》。

[5]引自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7]宋剑华在《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文化的突围与重构》一文中，阐释了五四语言文字的变革实际上是文字使用权利的归属问题。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

[8]引自《胡适文集》第九卷，《尝试集?自序》胡适编写，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引自《胡适文集》第九卷，《尝试集》第二编，第98页诗作《赠朱经农》。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引自《胡适文集》第九卷，《尝试集序》钱玄同（著），第61页。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周蕾，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唐宋诗词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