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没有大小之区分，把“最大诚信”论作为告知义务产生的理论依据已经不合适宜,它不仅有循环论证的逻辑缺陷、制度构建的困惑。也不符合保险制度发展的实际需要。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多元的，危险信息不对称与危险估计需要是事实基础，而诚信原则是该事实需要转化为制度构建逻辑结论的理论工具。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