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的变革对公文发展的影响

政治制度的变革对公文发展的影响

向梅

向梅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中图分类号：D912.1；C931.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7-051

摘要：公文是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形式的公务文书，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应用文体，它直接与社会政治相联系，较之其它文体，更敏锐地反映着这一变革发展。而社会制度的变革发展，行政管理的需求也正是公文发生变化的原动力。本文试从政治方面入手，探寻公文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进步和变革之间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政治制度；变革；公文发展；影响

引论

公文是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形式的公务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公文作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文体，从其产生开始就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轨迹，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自春秋以来，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五百年的分裂战乱时期。先后出现的春秋五霸，他们虽然都举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可事实上已经在称霸一方，竭力扩张自己的势力，逼迫他国承认自己的地位。而周王室也已经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了。“襄王三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从《国语•周语》的《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篇中的这段记载可知，诸侯国对周王室已经不再是惟命是听了。之后的战国七雄更是丢弃了“尊王”的虚伪面纱，开始了更为猛烈的兼并厮杀。

一、政治上的变革

（一）国内高度集权管理。

在诸侯国管辖的范围内，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势力，威胁他国，诸侯国的国君们纷纷进行了改革变法，由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产生并走向成熟。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符玺制及上计制等等，均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作为一种官方文书，公文是国家进行管理时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为了满足国家行政管理的需求，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相应的公文文种。

（二）各诸侯国之间的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实现霸业，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斗争。一国之内有贵族之间的拼杀，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一个家族之内也有父子、兄弟刀枪相见，如“晋公子重耳之亡”。据鲁史《春秋》所载242年里，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就有483次。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更多更猛烈。周初号称的“一千八百国”到战国就剩下七个大国和十几个小国了。《孟子•离娄上》也记载了这一时期战争的残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在《孟子•尽心下》中，还出现了孟子对这些战争性质的评价：“春秋无义战。”

如果说春秋时期各国还保持着“尊王”的虚伪面纱，在战斗中也还行事合乎于“礼”，那么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利益争夺更加明晰，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争霸战。战争的数量空前增加，而且也毫不讲究所谓的“礼法”，反而是想方设法的以胜利为目的。不惜违背道义礼仪，不讲信约。

面对这样残酷的社会环境，弱国之间往往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制衡强国。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出现了相应的军事、外交文书。

二、新的公文文种

1.语书。

语书是各诸侯国中的地方官员用来训导普通百姓的文书。相当于民国时期的“训令”。由此可见，诸侯国内部对百姓的管理更加严密，因为人口也是国家实力的体现。这一时期，各国都很重视人口增加的问题。国君们显然是意识到了增加人口与富国强兵的关系。《孟子•梁惠王》中就载有梁惠王的感叹：“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2.丁籍。

丁籍是周代地方政府机关用来记载人口情况的文书。其中将人分为庶人，工，商三类，数目将定期检查，随时上报。

这种公文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巨大的作用，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编户齐民”的政策使人口大大的稳定下来，同时也是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发展的标志。丁籍制度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注定成为中国延续几千年的重要制度之一。因为在封建社会，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是农业，而在生产力落后的时期，人口对于农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数量，同时也为徭役提供了保障。由此可见，人口管理和控制的出现意味着经济模式的巨大变革开始。严密的户籍制度产生于这一时期并与管仲发明的“什伍制度”结合起来。尤其是进入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的初步形成，国家开始把人民纳为自己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

3.丹书。

丹书是用红色笔写的奴隶姓名、籍贯的文书，因此也称为“奴隶文书”。同“丁籍”一样是记录性公文。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裴豹，隶也，著于丹书。”丹书体现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独有的特点：即管理的对象不仅有普通百姓也包括奴隶，但使用了较为严格的封建社会的管理方式。

4.计书。

计书即上计文书，来源于当时的“上计”制度。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了加强对于地方的管理，巩固政权，开始设立郡县制。年末时，每个郡县的长官将来年要交的税收数额和人户统计下来，写在木劵上，呈送国君考核，称为“上计”。计书可以用来考核大臣收税任务是否完成，换言之，是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志。由此可见，“计书”不仅是国家对地方财政管理加强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官员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出现既是官员管理制度日益严密的标志，又是官员上报收入时弄虚作假的开始。

5.令。

“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申禁，有若自天。”“令”最早出现在尧的时期，在《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中就有：“倒之颠之，自公令之”的句子。到春秋战国时期，令正式成为指挥性的公文文种。它可由诸侯国国君发布，也可由重臣或军事统帅发布，带有强制性意味，用于颁布法令或指挥军队，如商鞅的《定变法之令》。

6.檄。

檄是用于征召、晓谕或声讨的军事文书。开始于西周，但正式用于战国，“张仪为文檄告楚相，才称檄”，后历代沿袭。“插羽以为讯，不可使辞缓”，凡是发生重大事件就在装檄文的竹筒上插根鸡毛，这种檄文被称为“羽檄”。

在兼并战争中，各国征伐要出师有名，于是“檄”就有揭露敌国昏乱罪行，振作军旅士气的功效。正如《文心雕龙•移檄》所述：“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俱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檄文”的内容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征讨而用的公开性文书，要历数讨伐对象的罪行，引起公愤。然而事实上，檄文中所谓的“罪行”大都仅是为了战争需要所找的借口，有的理由可谓吹毛求疵。如《左传》：鲁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管仲找的理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就为了区区几根茅草而讨伐对方，显然只是外交说辞罢了。

7.（虎）符。

“符”这种公文文种起源于夏商，是朝廷用来传达命令，派兵或授予官职时用的文书，用金、玉、铜、竹、木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有虎符、兵符等类别。如“虎符”，是形如虎头状，为了打仗时调兵遣将的凭证文书。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日益频繁，符的使用频率很高。

8.盟。

“盟者，明也。骍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盟也称“载书”，是盟誓文件。“载”指的是方法。它虽然起源于西周，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迅速。它是诸侯国之间为了在政治利益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策上的载辞。通过盟书结盟，往往约定，如有违背者，将受到神的惩罚，自食失民、殒命、亡族、亡国的恶果。盟书的内容大致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与他国达成的约定。正如《国语•鲁语》中《臧文仲如齐告籴》所载：“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有的盟约是为了停止战争，暂时进入相对和平的状态，休养生息，如著名的齐楚“召陵之盟”、“践土之盟”、“葵丘会盟”及由宋国先后两次发起的“弭兵之盟”。有的则是几个实力较弱的诸侯国之间联合起来，为在实力上制衡强国而拟定的。特别是以记录策士们言行为主的《战国策》中便记载了许多合纵连横的盟约。

9.国书。

国书是邻国相遗的文书。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并存，各有司命，以国书通彼此之情。国书自出现后，便一直沿用至今。如今的国书是指“派遣国元首为了派遣或召回大使或公使向接受国元首发出的正式文书。”

结语

公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从诞生开始便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繁荣和发展，是社会制度变革发展的一种极好的印证。它随着政治的发展，行政管理的需要而种类增加，新增的众多公文，是社会制度交替中激烈变革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07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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