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主义发展历程初探

中国女权主义发展历程初探

李海丽

厦门大学李海丽

摘要：女权主义(feminism)，也被译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自诞生以来，对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造成强烈的冲击，后来从文学和称谓方面过渡到女性主义。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是一种理论发展，在这些不同的称谓里包含有女权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递进的过程。

关键词：女权主义搭车解放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泛指女性有关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力的主张;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用“女性主义”代替“女权主义”提法，含有侧重争取男女之间文化与精神平等的考虑在内，同时也减弱了“激进女权”的西方色彩。另外一些学者则继续使用“女权主义”的概念。中国的在舶来西方的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还没有扎根的同时就开始了趋向温和的女性主义变化，所以女权主义在中国都被叫做女性主义。由“女权”而“女性”，这意味着其中怎样的变化?

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之际，欧洲启蒙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女权运动与现代女性主义观念就开始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更是以女权问题为突破口来提倡个人权利、反抗传统文化。女权问题在那时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尺、个性／人性解放的先决条件，甚至意眯着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我年体”的重塑，如胡适在其译著《贞操论》序中说：“女子问题，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旨过问，总有少数觉悟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就足供这极少数男子的参考。”毛泽东最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女性是处在各种封建压制的最底层，但对解放步骤的设想是“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周恩来亦提出过这种“自然而然”的女性解放观：“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要是将来一切妨碍解放的制度扣‘破了，解放革命马上就能成功，故妇女运动是制度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1]”如果说与启蒙主义结缘的女性话语的潜台词是“只要女性获得丁‘人权’就获得了‘女权证明：“只要制度解放了女性就能得到解放。”20世纪上半期这种“只要／只有.”的女性问题的“条件句式”解放观，曾被女性学界形象地称之为“搭车解放”。“搭车解放”的一个最直接后果便是，不管是倡导“人权”还是强调“人”的政治经济斗争，这里的“人”都是借用了男性主体，而将女性问题的解决作为最终促进社会其它问题的解决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20世纪上半期的女性解放逻辑中。与此相适应的便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女性解放思想，尽管在有关女性的人权、经济独立权、教育权、参政权、婚姻生活主权等各方面开展得蓬蓬勃勃，但是多是从界定女性与男性“一样”地实现社会价值这个层面来论述的，或者说只有符合这种将女性解放吸纳进政治经济解放中去的思想才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首肯，而其他的较为“另类”的观念则暂时无法统摄到有关“女性解放”的视线中去。如西方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中高得曼、伍德胡尔等就提出了女性“性权力(利)”的问题，认为性的解放不仪是女性个人的实现，还是女性从剥削和私有制下的最终解放，女性有处置自我身体的’自由和权力”。这种在市场经济时代得到了中同文化界异乎寻常大力附和的观念，在那个现代女性以男装、从事男性职业为时尚的年代遭到冷遇与不屑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妇女问题与民族同家的联系有增无减。“中国妇女运动，如能与整个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前进时，妇女运动就有发展，对人民革命斗争就有贡献；反之，凡不实际参加革命，只喊空口号，或离开当时整个革命斗争的这尝任务，自己孤立地搞一套，就使妇女运动遭受挫折。”这种被李小江称之为“父权的妇女解放”的女性规，是与那个时代将个体价值置于国家、民族、阶级之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的。“男女都一样”的结果是使得女性在服装、发式、职业、个性旨趣、文化传承上一律向男性靠拢(而不是男性向女性靠拢)的“一样”。这样它存张扬男女平等理念时仍不自觉地承袭了男尊女卑、男高女低的那一套父权制性别话语。但是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观念下，大批妇女获得教育权和就业权并能对就业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界限有所突破，在客观上使得女性有可能选择一条不必依附男性而独立生活的人生之路。尽管这种“平等”在中国主要被理解为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平等，但是它却重新界定“男性”与“女性”的内涵：“女青年”作为一个主体位置，是和“男青年”一样由社会角色(对党／革命的忠减)而不是由家庭角色和性功能来界定的。虽然这种界定表现了执政党的某种政治意图，但是“女青年”这个主体位置所包含的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是意味深长的，它使广大女性冲H{传统妇道有了某种来自国家倡导的合法性。另外，公有制／国家父秘制的巨大权力剥夺了家庭内男性家长在历史上享有的权力，他甚至对财产都没有支配权，更无法决定儿女的职业、教育、住房有时包括婚姻等人生大事。在“一切听从党安排”中，女性似乎具有了同男性“一道”(尽管不是完全“平等”，社会性别关系是多种话语影响的结果，传统性别规范依然存在)在民族国家的话语权威下发挥自己才能的某种可能。

新时期之初的女性偏见是从对毛泽东时代性别话语清算整理开始的，但在学界对“男女都一样”的普遍声讨中，男女知识分子的性别立场是不尽相同的：同是力求树立一种“男女不一样”的新型话语范式，如果说女性强调的是妇女问题的独特性的话，男性使用的则是“不一样”范畴下男性应“高”于女。降的话语修辞(这与述其在毛泽东时代地位的相对下降相关的)。这种修辞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或者从经济学角度借批判计划经济来抨击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指责“妇女解放”是“以牺牲生产山的发展为代价的”，抱怨妇女就业“增加了男子的劳动时间和疲劳度”，声称“在社会主义‘大锅饭’里，妇女舀去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不等价的一”；或者搬出生理决定沧，因为妇女的牛理特征影响了她们的社会工作；或者借对“铁姑娘”与“奶油小生”的批判与嘲弄，重新营构山一种男强女弱的男性文化逻辑，甚至还出现了将男人的“阳刚气”与一种民族主义思维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想像(如《寻找男子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似乎民族的振兴、社会的重新秩序化、现代性焦虑的克服就在于恢复和巩固传统性别秩序。对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观进行批判时，其实际指向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本身，这应该说是20世纪80年代“男女不一样”性别话语对女性主义的最大误读。如将女性从过去由对国家阶级忠诚的礼会角色豹界定转向由其生理、心理的独特性而来的“自然”角色的界定成当时女性话语的一种新时尚，“人是有性征的，抽象的人从来就不存在。有史以来，人，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预示了他(她)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并因此造成了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心态结构”[2]。从生理、心理等“自然”因素来界定女性的结果，只能足将性别差异导向一种本质化、经验化的理解，连著的为什么在国外锋芒毕露的女权主义进入中国会变得“温和”起来?其实大陆的女性学者中，对Feminism持本能排斥态度的不乏其人，有的则尽力回避这一立场。对于有些学者来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似乎又不尽然。说起女权，不仅男人，包括一些女人也有点敬而远之，那些为女人的生存权力、政治权力而不懈斗争的杰出女性，被认为是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给人的印象她们和男人抢夺工作岗位、抢话筒、抢夺言论阵地。将某些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做法当成衡量所有女权主义者的标准，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西方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某些思潮，当然不只是对一种“主义”独有的做法，这其实在有意无意之间，足以使人们对它疑窦丛生。

但是当代女性主义并没有完全从平等、解放运动的现代主义历史中逃脱出来，而是走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夹缝中。一方面，女性主义继承了作为现代主义遗产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又对启蒙思想的基本假设中所包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进行了挑战而与后现代主义结成同盟。因为现代主义的批判并没有降低形成女性主义政治雄心的新的基础的重要性，女性主义在强调具体和差异的过程中遭遇了基于身份的政治学价值观的限制。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的战略性问题是:“一方面更丰富地理解异质性和差异性，一方面继续解决赋予女性主义以意义的联合、联盟和共同性。女性主义这种处境最明显地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境遇中〔3〕。”

中国封建社会在将自然界的“阴阳”现象推及人的性别领域时，便将自然界的对应现象置换为两性之间的主从权力关系，中间的转换过程似乎是天经地义无需解释论证的。女性被歧视、被压迫的历史命运正是在这样武断的父权话语背景下形成的。这不仅是女权主义批判男权社会的起点，也是女权运动的前提。正如卢宾•盖尔(RubinGayle)所言:社会,胜别应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性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父权文化背景下这种性别的社会关系必然表现为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对此做了深人的剖析。迈拉•杰伦(MyraJehlen)，美国文学批评家，她和安妮特•特劳德尼最早指出了社会性别批评的重要性。她极力扩大女权主义的思考范围，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即文化传统中对于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不同的假定。她在代表作《阿基米德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自相矛盾》(一文中以女权主义视角对文学批评进行了再认识。她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的思考实质上应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关于妇女和女性特征的假定的再思考，因此女权主义批评不能局限于研究女性或作品中的女性，而应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和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思考。近来，虽然也有一些女权主义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性别”概念提出质疑，但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对于西方来说，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女权主义批评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研究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猛烈的批判。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权主义写作方式。80年代另一种论征“女性意识”合法性的方式是，将女性的政治解放与自主意识的文化解放区分为两个层次，在前一层次上中国女性被判定为“解放”，在后一层次上则被判定为“未解放”，而这种“未解放”的程度又是紧紧依据叙述女性在生理心理上的独特性而来的，即女性未完全意识到自我有别于男性的那种“差异性”以及建立在这种“差异性”基础之上的自主意识。这样，同西方女权主义将批判的锋芒始终指向男性统治的“性政治”不同，80年代中国的这种女性话语，将批判的落脚点最后还是放到了长期的政治一体化社会对女性的异化上。那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种异化的天然结束，改变女性心理上的顽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过程，是这种女性话语的潜白词。只足对女性自我“文化革命”的强调忽略了女性现实存在的严酷性：真正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天然”结束的，是一直困扰女性生存发展并愈来愈变本加厉往隐蔽性的父权制。关于女性解放，80年代女性学界曾有一种政治解放与文化解放的“分层次”之说，90年代希望有所突破的女性学界义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第三种解放”，“即对自己身体的解放，(女性)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眼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日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下的‘女人’的自我发现。〔4〕””“与徐坤从“身体”这个角度重新界定女性解放相呼应的是，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陈染则将女性解放注入了更多放松休闲的内容：“今天的我有权利不介入社会，这也应该是一种解放![5].今天的年轻女性的解放是放松，是更多地保持完整的自我。”探寻生活意义的那种劳累本身反倒构成对自己的束缚和压迫，生活本身的乐趣更有意义。”自我发现、放松休闲等的确构成了更完整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它们也为今天的女性话题灌注进了新的活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悬置起对这种“性别解放”下面应涵盖着什么样的礼会现实的深度追问：你用什么样的文本、人群和社会现象来代表女性?是否能保证对于身体、休闲的强调没有对政治经济层面上的女性解放形成新一轮的话语遮蔽?那些与更大多数女性生存境遇相联系的东西是否真的只沦为已成“完成时”的第一、二次解放?我认为不止一个的著名女性学(文)人屡屡从自身的“较高”身份出发为“中国当代女性”做一个乐观的全称判断，已经不能仅仅从西方中产阶级女性观在中国的复现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了，它还表现出当前中国的某些主流观念甚至是大众文化中的流行趣味对严肃的女性学界的一种话语渗透以及后者对此的浑然不觉

注释：

[1]参见肖沃尔特《新女性主义批评》，第128页。

[2]西苏:《美杜莎的微笑》，参见伊格尔顿编著《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第398页。

[3]李银河．女权主义与性问题[J]中国女性主义(2004年春季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

[4]蔡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妇女[N]人民日报．1951—06—27

[5]林松乐．关于性别角色的几次论争[A]．见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平等与发展[C]北京：三联书店，1997．385—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