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社会心理学

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社会心理学

曾小华1裴丽1刘喻1任兰振1陈桓练1黄纳

曾小华1裴丽1刘喻1任兰振1陈桓练1黄纳新1黄爱清1李换霞1曾丽萍1荣秀花1聂谊斌2

（1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广东东莞523000）（2广东理文造纸有限公司广东东莞523000）

【摘要】目的：通过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PPD）患者的研究，找出导致PPD的社会心理学因素和生物学因素间的相关性。方法：选择东莞外来女性产后4～6周的产妇6000人，筛选出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分数≥13分产妇200人，并进一步进行社会心理学因素调查：生活事件量表测定、特质应对方式测定、Lock-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并同时进行生物学因素测定：抽血化验FT3、FT4、TSH、E2、P。结果：1、东莞外来女性PPD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2组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心理学因素中的文化程度（aP）、来莞时间（aP）、家庭收入(bP)、正性事件次数(aP)、夫妻人生观和生物学因素中的TSH、FT4、P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aP<0.05,bP<0.01）；2、东莞外来女性PPD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学因素之间的逐步回归分析显示：FT4和家庭收入有正相关、TSH和丈夫出生地、来莞时间、正性事件刺激量有正相关、TSH和职业、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夫妻人生观有负相关、E2和夫妇讲座及产后讲座的帮助、正性事件次数有正相关、E2和消极应对分有负相关、P和正性事件次数有正相关、P和消极应对分有负相关。（P<0.05-0.002）结论：东莞外来女性PPD社会心理学因素和其甲状腺激素和性腺激素有相关性，对进一步推测产后甲状腺疾病和PPD预后有一定价值，建议通过上述的社会心理学因素能够为预防东莞外来女性乃至流动人口多的城市PPD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社会心理学因素；生物学因素；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R7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31（2015）09-0001-03

Correlationalstudyofsocio-psychologicalfactorsbetweenthebiologicalfactorsofpostpartumdepressionamongthefemaleimmigrantsinDongguan.ZengXiaohua,PeiLi,LiuYu,RenLanzhen,etal.

【Abstract】ObjectiveThroughthestudyofpostpartumdepressionamongthefemaleimmigrantsinDongguan,thepaperintendstofindoutthecauseofPPDcorrelationofsocio-psychologicalandbiologicalfactors.MethodAmongthe6000materialsfor4-6weekspostpartumfromthefemaleimmigrantsinDongguan,200areselectedbytheEdinburghpostnataldepressionscalescore≥13maternal,andbeinvestigatedbysocialandpsychologicalfactors:Determinationoflifeeventsscale,Copingdeterminationdetermination,Lock-Wollancemaritaladjustment,Determinationandbiologicalfactors:bloodtestsFT3、FT4、TSH、E2、P.Results1、2variablesPearsoncorrelationanalysisofsocio-psychologicalfactorsbetweenthebiologicalfactorsofpostpartumdepressionamongthefemaleimmigrantsinDongguanshowsthatcorrelationalstudyofsocio-psychologicalfactorsintheeducationofPsychology（aP）,arrivaltimeinDongguan（aP）,householdincome(bP),thenumberofpositiveevents（aP）,ConceptoflifeamonghusbandandwifeandthebiologicalfactorsofTSH,FT4,therea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differences（aP<0.05,bP<0.01）.2、Thestepwiseanalysisofregressionbetweensocio-psychologicalfactorsandbiologicalfactorsofpostpartumdepressionamongthefemaleimmigrantsinDongguanshowsthatFT4andfamilyincomesarepositivelyrelated;TSHispositivelyrelatedwithhusbands’placeofbirthandarrivaltimeinDongguanandsexeventstimulusvolume.TSHisnegativelyrelatedwithcareer,lifeeventtotalstimulusvolumeandcouples’outlookonlife.E2ispositivelyrelatedwithcouples’traininglecture,thehelpfrompostpartumlectureandsexeventtimes.E2isnegativelyrelatedwithnegativecoping.pispositivelyrelatedwithsexeventtimes.Pisnegativelyrelatedwithnegativecoping.（P<0.05-0.002）.ConclusionsSocio-psychologicalfactorsofpostpartumdepressionamongthefemaleimmigrantsinDongguanhavecorrelationwiththeirthyroidhormoneandgonadalhormone,whichishelpfulforfurtherspeculationonpostpartumthyroiddiseaseandPPDprognosis.Thepaperproposesthattheadoptionoftheabove-mentionedsocio-psychologicalfactorsprovidereferencesfortreatmentinpostpartumdepressionamongthefemaleimmigrantsinDongguanandincitieswithhugefloatingpopulation.

【Keywords】FemaleimmigrantsinDongguan;Postpartumdepression;Socio-psychologicalfactors;Biologicalfactors;Correlation

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DepressionPPD)病因复杂[1]，目前发病原因尚不清楚，一般认为不仅与内分泌、遗传等生物学因素有关，也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个性特征等社会心理学因素有关。广东省东莞市[2]属于新兴城市，常住人口829.23万人，其中外来育龄女性约300万人，本课题旨在找出东莞外来女性这一群体引起PPD的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进一步评价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东莞地区乃至流动人口多的城市治疗PPD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13～2015年间，本着随机、公平的流行病学原则，我院（东莞市区）结合东莞镇区的社区卫生中心、广东东莞理文造纸有限公司（位于东莞洪梅、高埗、石碣、中堂都有工厂，员工有10000多人，大部分是东莞外来育龄女性）为调查样本区，样本具有代表性。

入选标准：自愿参与合作的产妇、既往无精神病史及排除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重病的产妇，能理解各调查量表的测试内容。

排除标准：在东莞的外国人、向产妇知情告知后不同意者、因精神活性物质或药物导致的抑郁。

研究对象：出生地不在东莞，在东莞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育龄女性。

1.2方法

1.2.1测评流程及工具：

1.2.1.1首先对样本区的产后4～6周的产妇6000人进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PostnatalDepressionScaleEPDS)评分，由10个条目组成，内容主要是产后情绪的评估，每一条目有0,1,2,3分，反向计分，分数越高提示抑郁程度越高，评分≥13分可以诊断为产后抑郁症。[3]

1.2.1.2安排EPDS评分≧13分的产妇进行社会心理学因素调查[4]，包括以下3个量表：

1.2.1.2.1生活事件量表（LES）：产妇从家庭、工作学习和社交、其他问题4大项共48小项我国较常见的生活事件中找出所经历的生活事件。

计算方法：

单项事件刺激量=该事件影响程度分×该事件持续时间分×该事件发生次数。

正性事件刺激量（次数）=全部好事刺激量之和（次数之和）。

负性事件刺激量（次数）=全部坏事刺激量之和（次数之和）。

生活事件总刺激量=正性事件刺激量+负性事件刺激量。

1.2.1.2.2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评价指标包括：

积极应对分：将条目1，3，5，8，9，11，14，15，18，20评分累加

消极应对分：将条目2，4，6，7，10，12，13，16，17，19评分累加。

1.2.1.2.3Lock--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从婚姻幸福程度和与配偶意见一致程度评分等得出总评分；

1.2.1.3进行社会心理学因素量表的同时，向产妇知情告知同意后进行生物学因素的检查，抽血化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素(TSH)、雌二醇(E2)、孕激素（P）。

1.2.2测评方法：由本研究组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指导语，对产妇及其家属进行自评和问卷调查，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现状写下自己真实的感受，采用不记名方式进行调查。

1.2.3统计分析：

采用SAS9.0统计软件包上完成频数分布、相关性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检验，以双侧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东莞外女性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心理学调查情况

患者想伤害自己的想法：没有116人、不经常有30人、有时有54人、经常有0人；生活事件量表中正性事件次数：≤1次有102人、≥2次有98人；正性事件刺激量：≤10分有150人、≥11分有50人；负性事件次数：≤3次有130人、≥4次有70人；负性事件刺激量：≤10分有105人、≥11分有95人；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积极应对分数：≤30分有101人、>30分有99人；消极应对分数：≤28分有46人、29～38分有106人、≥39分有48人；Lock--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评分：≤60分有25人、61～100分有100人、≥101分有75人；幸福指数分数：≤18分有42人、>19分有158人；夫妻之间人生观：不一致有62人、偶尔不一致有40人、一致有98人；当夫妻意见不一致时夫妻双方态度：丈夫让步有102人、妻子让步有30人、互相让步有68人。另外患产后抑郁症的产妇自评的生活事件刺激量中大部分为负性（产妇自认为坏事）刺激量，负性事件的影响程度普遍重，分数自然较高。

2.2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社会心理学和其生物学因素间相关性分析

以27个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心理学因素为一组变量，以5个生物学因素为另一组变量，分析2组变量的关系，经过统计学分析，结果如下。

2.2.1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2组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心理学因素中的文化程度、来莞时间、收入、正性事件数量、夫妻之间人生观与生物学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其他指标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2.2.2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以生物学因素的FT3、FT4、TSH、E2、P5个因子为因变量，以27个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心理学因素的因子分别为自变量，œ=0.05的逐步回归分析，见表2。

备注：FT3与自变量之间无统计学意义

3.讨论

在样本区，选择东莞外来女性产后4～6周的产妇6000人，发出EPDS量表6000份，有效问卷5550份，筛选出东莞外来女性EPDS≥13分产妇430人，并进一步进行社会心理学因素和生物学因素调查，拒绝调查179人，无效调查51人，只有200人能够进行深入研究。地区分布：市区112人、镇区66人，工厂调查区22人；年龄：30岁以下154人，30岁以上46人；来莞时间：0.5～5年89人，5年以上111人；分娩方式：顺产55人、剖宫产145人；职业：无140人、有60人（包括职员、个体、管理人员）；家庭收入：3000元以下57人、3000～5000元83人、5000元以上60人；居住形式：单位宿舍18人、租房164人、个人住房18人；哺乳方式：母乳喂养83人、混合喂养72人、奶粉喂养45人。

既往研究[5]认为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学因素有6个：家庭增添新成员、产妇流产、饮食睡眠改变、经济情况、夫妻关系的幸福指数、夫妻意见不一致时妻子让步。生物学因素仍然是该领域的热点，国内外研究较多[6-8]的是PPD的发生与低水平的甲状腺素和产后雌孕激素急剧变化有相关性。综上所述大部分研究是针对某方面进行，然而美国妇产科协会[9]指出PPD的发生是身体、心理及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看出导致PPD的社会心理因素和生物学因素之间存在联系，但至今为止研究较少。本课题通过以上的结果，针对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3.1职业和其TSH有相关性

本研究把东莞外来女性的职业分成4个等级资料，无职业为1，个体商人为2，管理人员为3，职员为4。我们把东莞外来女性从有无职业分成两组，这两组TSH的中位数分别是无职业组1.360uIU/ml、有职业组1.240uIU/ml。从表2可以看出，职业与TSH之间呈负相关，无职业加上分娩，这些应激源有可能影响TSH值的升高，从而影响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功能，此功能与情感活动有密切关系[11]。北京同仁医院资深心理医师[10]指出社会心理问题引发抑郁障碍是通过人遇到应激的过程造成的。如失业、经济出现问题等加上分娩，这些应激源向大脑发出一系列信号给下丘脑、自主神经和效应器等部位，如应激源仍不减退就会出现躯体病理状况（生物学指标），同时发生心理反应如抑郁障碍。因此可以推论有可能导致PPD的发生。

3.2生活事件（应激相关）和其TSH、E2、P有相关性生活事件量表[4]也称应激相关量表，该量表由48条我国较常见的生活事件组成，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生活方面（28条）、工作学习方面（13条）、社交及其他方面（7条），另外有2条空白项目，供东莞外来女性填写者已经经历而表中并未列出的某些事件。本研究发现生活事件总刺激量与TSH呈负相关，生活事件总刺激量等于正性事件刺激量与负性事件刺激量之和，量越高反映个体承受的精神压力越大。正性事件次数与E2、P呈正相关，而正性事件刺激量（全部好事刺激量之和）与E2、P的相关性未显示有统计学意义，证实东莞外来女性PPD患者自身感受的好事对她并没有影响，有相关的是正性事件的次数。

3.3消极应对方式和其E2、P有相关性

特质应对方式自评由20条反映应对特点的项目组成，包括2个方面：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各含10个条目）。[4]用于反映东莞外来女性面对困难挫折时的积极与消极的态度与行为特征，消极分数越高，反映出消极应对特征明显，这些产妇易迁怒于别人而经常发脾气、她认为不愉快的事很容易引起情绪波动。从表2中看到产妇消极分数越高，可能会影响到E2、P值降低，呈负相关。这个与前期研究PPD的发生与E2、P值低有关[6-8]，也是相吻合的。

国内报到较多是PPD与社会心理学因素或生物学因素的直接关系，但对两种因素在患者体内的因果关系研究较少。综上所述，东莞外来女性PPD患者的社会心理学因素的职业、家庭收入、生活事件（应激源）、消极应对态度等与产妇体内的FT4、TSH、E2、P有相关性。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联合发表的《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12]强力推荐妊娠期临床甲减的诊断标准是：血清TSH>妊娠期参考值上限(97.5th)，血清FT4<妊娠期参考值下限(2.5th)。以上的社会心理学因素和其甲状腺激素和性腺激素有相关性，对进一步推测产后甲状腺疾病和PPD预后有一定价值。

2003年国务院发布文件[13]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指出禁止歧视农民工（东莞外来流动人口，简称新莞人），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笔者与东莞外来女性交流时得知，她们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压力的来源，建议通过上述的影响因素能够为预防东莞外来女性乃至流动人口女性PPD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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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于：东莞市统计调查信息网.2014年东莞统计年鉴，

2012年http://www.dgs.gov.cn/website/web2/art_list.jsp?columnId=10000

[3]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4thedition.WashingtonDC: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1994：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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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J].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12，15（7）:387.

[13]查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1-19）http://www.gov.cn/ztzl/nmg/content_4063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