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迁移综合症”的伦理分析

“官员迁移综合症”的伦理分析

彭仁祥

彭仁祥（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由于角色地位或身份的变化，特别是官员被贬职或离退后，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主体自我的心理压力和情感矛盾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行为主体陷入新旧角色转换的矛盾之中。行为主体的道德认知若得不到调适，就很可能会患上“官员迁移综合症”。要想根治这种病，就必须得多管齐下。

关键词：“官员迁移综合症”道德认知诊断治疗

1“官员迁移综合症”的形成

所谓“官员迁移综合症”，即“官瘾”，就是指官员在官职流动过程中，由于角色地位或身份的变化而对新旧善恶观念、价值体系的贯通、融合或升降等异动情况产生的不适应的症状。特别是官员在降职或离退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主体自我的心理压力和情感矛盾，使得行为主体陷入新旧角色转换的矛盾之中。常常表现出紧张、忧郁、烦躁、不适应等症状。若这些症状得不到及时的消除，就可能导致角色冲突甚至角色崩溃。

“官员迁移综合症”是主体先前的道德认知结构与后继的认知元素发生冲突，而主体又不能在道德认知不协调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自身的道德认知结构，使善恶观念发生新的异动而形成的。主体道德认知的不协调，通常表现为以下三种状态。

1.1道德责任的不协调。指由于先后两种道德认知水平的迥异，新的道德关系要求减免道德主体的道德责任。从身居要职到降职甚至削职为民，从前呼后拥到离退休后的失落孤独，落差之大，道德主体一时难以适应，就有可能出现道德认知不协调的情况。

1.2道德权利的不协调。指的是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从评价权到被评价权，从监督权到被监督权，从“司令权”到“士兵权”等转变过程中，道德主体的原道德认知根本无法接受新的被动的道德权利。做惯了“裁判”来做“运动员”，一时怎么也难适应；特别是“裁判”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与“运动员”被动的接受权极大的反差，况且“运动员”的待遇与“裁判”的无法比，这给道德主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情感的失落，这样就会发生道德认知的不协调。

1.3道德规范的约束力的不协调。道德规范由律他到他律的转变，致使道德主体心理严重失衡。支配与被支配，节制与被节制发生对抗性的冲突。原有的道德认知与新的道德规范之间的不相容，致使主体产生强烈的道德认知的不协调。

由是，道德主体在短时间内无法运用道德迁移，通过自我调节来达到和谐。道德主体陷入新旧角色转换的矛盾之中，逐渐地形成了“官员迁移综合症”。患了这种病的主体，若不及时矫正，往往会引起许多心理或生理并发症，给自己与家人增添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2“官员迁移综合症”的诊断

引发“官员迁移综合症”的原因有多方面的。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有制度层面的因素，也有个人价值取向的因素等。其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所造成。

2.1制度本身的缺陷。我国现阶段官员升迁制度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公务员招聘制度，招聘标准为“任人唯贤”。但由于是选拔而不是选举，往往带有很大的官方主观性，使得招聘的公平性大打折扣。这种官员选拔制度往往导致蛮横武断、党同伐异，甚至是“顺者昌，逆者亡”。而选拔出的官员往往是只对上级负责。另外，官员评价制度的失范易造成一些官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如“新官上任三把火”现象泛滥。部分官员为了片面地捞政绩，盲目上项目，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甚至趁机搞腐败。评价的失准，造成了过错反而变成了政绩。一身正气的好官反而得不到好评价，得不到升迁反而受排挤，造成他们道德认知的严重不协调。特别是官员权利制衡制度的缺失，更容易导致这种病的发生。在位时，呼风唤雨、前呼后拥；不在位时，“门前冷落鞍马稀”，人走茶凉。先后两种道德认知落差之大，主体实在难以承受，难以协调，心理的严重不平衡，很容易导致“官员迁移综合症”的产生。

2.2官员伦理价值的错位。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1]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领导的管理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所以为官者应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但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官本位的影响，“父母官”在我国行政领域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部分官员分不清行政到底是为民还是为官。上自中央，下到地方，我国的官员都被称作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如“严父慈母，再造神州——开国时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2]一幅献给孔繁森的挽联写道：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如日月行空；抚孤恤贫爱民胜子似甘霖济世。这是对干群关系的严重误解。这样造成了他们居高临下、居功自傲的心态；更造成为官者为官服务而不是为民服务的行政倾向。把自己本分的职责当成了“爱民”、“惠民”；把“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看成了“施恩”与“被施恩”的关系；这就容易导致官僚主义作风，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变成特权，以权谋私，大搞腐败。一旦这种特权丧失，主体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引起道德认知的极大反差。若得不到调适，极易患上“官员迁移综合症”这种病。

2.3社会环境的走样。毛泽东曾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公共利益、人民的利益应高于一切。我们为官为的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而不是去做人民的主人，更不是去做人民币的奴隶。但在现实生活中，十年寒窗，总被教导成“一朝货与帝王家”，“一举成名天下知”；为的是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为的是“升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为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若一天不在位了，主体往往觉得颜面丧尽，给祖宗脸上抹黑。于是跑官要官，赖着做官等现象时有发生。一旦官位不保，社会环境给主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得主体心理产生极大的情感矛盾。若矛盾无法消除，主体患上这种病就不足为奇。

3“官员迁移综合症”的治疗

由于“官员迁移综合症”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决定了“官员迁移综合症”的治疗也应是多管齐下。所以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症下药。

3.1大力推进行政制度改革。一个好的制度，不仅可以使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以保护，还可能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不仅可能使坏人得不到惩罚，好人得不到保护，甚至还可能使好人变坏。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4]应当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合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非道德现象，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体现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但我们必须看到，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还依然存在着缺陷和弊端。所以，一方面要尽快地建立健全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上来，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特别是政府职能定位、干部的任免、权利的制约等方面的改革。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而且这个能，不是官方的主观意志的表现，而是人民大众公认的结果。真正做到官员升迁制度的公平、公正与公开，于是则“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5]

3.2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人民公仆意识,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列宁曾对此作过高度评价，他认为巴黎公社限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权，提倡做社会的公仆的做法，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是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毛泽东同志也十分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个本质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公仆意识的树立，有利于帮助官员端正其为官的态度，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照样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荐贤、让贤、功成身退等。另外，保护领导干部个人正当利益所得，及保证其离退后的正当权利，不受打击报复，妥善安排他们离退后的一切事务，不让他们有人走茶凉之感，真正做到坦坦荡荡为官，轻轻松松离退。

3.3大力改善行政环境。文明的行政环境对道德迁移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位时是人民的公仆，无丝毫特权，与一般百姓毫无二致；与上下级是纯洁的同事关系，与百姓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类现象的发生，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离退时，由服务对象变成了被服务对象，同样享受其他公仆的热情服务。社会、家庭应给他们以宽松的环境，使他们轻松地实现从公仆角色到人民角色、从劳动角色到养老角色、从职业角色到家庭角色、从集体角色到群体角色的转变。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民交互作用的产物”[6]我们的社会有义务帮助他们消除他们在角色退出时的失落感、孤独感，为他们的心理和谐开出有效的秘方。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2]《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生涯》第八章的标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5]《逍遥游注》.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